医药圈从不缺少故事。每一个药企从创办到发展壮大再到上市，背后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所以我们把这些成功者的奋斗历程称为“传奇”。
然而，要想真正走得长久，建百年基业，光是资本的运作、拳头产品的加持，仍是不够。中国的医药企业，很少能在国际医药市场上站稳脚跟。究其原因，就是创新这一短板的影响。
试想，一味学习、甚至购买人家的研究成果，仿制药做得再好，仍旧处于被动。创新，是所有药企都绕不过的一关。
有的公司早早认识到了这一点，创新之路，也走得尤为艰难。
贝达药业：中国抗癌药“第一股”炼成记
凭着中国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 贝达药业一举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抗癌药“第一股”。创始人丁列明攻克肺癌，十年实验窘迫，几乎倾家荡产，一路走来着实不易。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5大奖项之一，贝达药业的创新药“盐酸埃克替尼”受此奖项，这是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的首次殊荣。2016年12月11日，“盐酸埃克替尼”又获得中国工业领域“奥斯卡”奖——“中国工业大奖”， 一起拿下这项国家大奖的还有中国探月工程探测器系统、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的航母工程等。
（丁列明手捧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贝达药业创始人、CEO丁列明，出生在1963年，老家在浙江嵊州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家的孩子学习勤奋，1979年，丁列明考取浙江医科大学，才16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老家的卫生防疫站工作。
工作很清闲，待遇一般般；1988年，耐不住寂寞的丁列明，又考回了母校浙医大攻读传染病学硕士学位，三年后毕业留校任教。
1992年6月，在浙医大教学的丁列明获得了一次公派出国的机会，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4年后，他通过美国医学博士考试。2000年，丁列明定居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成为一名病理科执业医师。虽然住的不是什么豪宅大房子，可一年收入也有20万美元，家庭又和睦，丁列明的“美国梦”看似相当不错。
2年后的2002年底，出国10年整的丁列明却做了一个“赌徒式”决定，回国创业去！让他放弃美国的医生职业，带着数百万元全部家底登上回国飞机，肯定是有原因的。
原来，在美国医药研制和管理体系中，实验室研发是医药科学家的事，让新药走出实验室全面推向市场，实现价值转化，则属于另一拨人的使命，也就是企业界的事情。
在美国，新药要正式进入临床使用，往往花费10亿美元以上，时间一耗就是十年甚至二十年。也就是说，创新药的最大成本是研发成本和时间成本，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药企，成功了一个项目，就有几十个死掉的成本全扔在里面。
2003年1月，丁列明回国仅几个月，贝达药业就在余杭经济开发区（临平）注册成立。起名“贝达”两字，是他们的一个口号“Better Medicine，Better Life”，意译为“做好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
那时，丁列明和他的团队夜以继日地加紧研发，负重前进。研发过程中，人们也是报以怀疑的眼光，资金、技术、设备、工艺、人才等等都有困难，人才不够，丁列明把在美国读书的儿子都拉回国当临时工。
龙磐投资的创始人余治华，原来在财政部工作，管着多只基金，投的最多的是药企；被业内公认为创新药旗帜的贝达药业，就是他们投的。
中国医药发展这三十多年，很多上市公司，包括一些大的药企，其实都是做仿制药出身的，可这么多的仿制药下来，咱们中国人却一直没有吃到又便宜、效果又好的创新药，不得不说是这一代医药人的遗憾吧！
余治华投资时发现，“美国最前沿抗肿瘤技术大公司做的一些技术研发，有很多大量的研究机构是中国人。”这些人从美国回来，基本上跟美国顶尖水平是一个水平，可为什么药企还是簇拥在仿制药通道上呢？除了技术层面，创新药的各式困难可想而知。
2005年底，贝达新药“盐酸埃克替尼”问世，丁列明和他的海归伙伴给它起了个很好听的拉丁文名字“凯美纳”，即“肺的健康食品”，其实是要歼灭肺癌细胞。
新药一共经历了四期的临床试验，其中前二期主要在北京协和医院和浙江省第一医院展开临床试验，美国小石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主席谭芬来博士也归国，参与其中。
试验期间，丁列明选择国际品牌专利肺癌新药“易瑞沙”，与“凯美纳”进行随机双盲试验，对照药品“易瑞沙” 一片550元，一个病患三期临床就需要4800万元。当时，给病人服用的易瑞沙和凯美纳，都由贝达药业无偿提供，而第三期临床试验是在全国范围铺开的，花费成本极高。
天不遂人愿，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那时爆发了。2008年10月，承担三期临床费用的跨国风投毁约，贝达因而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之中，艰难窘迫。此时，丁列明不仅花完了从各方筹集到的3000万元资金，还欠着银行3000万元，两手空空的他，甚至连银行利息也付不出了，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边缘。
2011年6月15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的办公室，已获药监局新药证书审批的“凯美纳” 三期临床揭盲仪式举行。孙院士揭开盲底：凯美纳的疗效和安全性优于进口药易瑞沙，更适合中国人！守在杭州贝达总部的丁列明，电话机响了，那头是谭芬的湖南腔传来，打开酒吧！那天，不会喝酒的丁列明和公司很多人在西湖狂欢，也喝上了......
当年，凯美纳正式上市，价格大约是进口药品的2/3。时任卫生部长陈竺部长说：“这项重大突破，我认为是我们民生领域内，堪比‘两弹一星’成果的重大突破！”
2016年11月7日，丁列明敲响了深圳创业板的上市钟声，这个海归博士合伙人团队，历经13年创业苦旅，成功了！按开市那天的市值估算，丁列明个人身家一跃30亿元。
恒瑞医药：中国创新药第一股
最新的胡润中国百富榜，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钟慧娟夫妇以590亿的身家名列总榜单27位，傲居医药行业第1，成为2017年中国医药界首富。
1991年，在孙飘扬主导下，连云港制药厂从中国医科院药研所拿到了新开发的抗癌药异环磷酰胺专利权，引进这个国家级新药，共斥资120万元。要知道，这笔巨款差不多是连云港制药厂一年的总收入，当时当时引起了全厂轰动；可孙飘扬却坚定地认为，“你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在那个抗癌药物极为匮乏时期，这款新药一上市顿成“爆品”，2016年，药厂营收破亿元大关，完成利税也首次突破千万元。
自此，连云港制药厂及改制后恒瑞医药的抗癌药品类，一举在同业市场中占有足够的分量。话到这里尚只是前场故事，或许您会说孙飘扬不过是“能人厂长”，没关系，接下来的孙飘扬财富“蝶变”中场战事更精彩！
（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
恒瑞医药是在200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上市之前，连云港制药厂获省政府批准，于1997年完成改制，并变更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彼时，董事长孙飘扬才42岁。
此后三年内，恒瑞医药投入巨资（近两亿元）分别在连云港当地和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并由董事长孙飘扬兼任主任，此间，恒瑞研制成功了抗肿瘤药奥沙利铂。自主创新的同时，孙飘扬也极为重视向社会借脑借力。比如，他与母校、中国医学院药研所、南京大学等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国内及业内率先开展产学研联合。
恒瑞医药上市时，孙飘扬的身份尚未“蝶变”，尽管身兼董事长、总经理，但只是一位国企当家人，因为控股股东“连云港恒瑞集团”是国企性质，另外4大股东分别是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恒瑞集团工会、连云港医药采购供应站、康缘制药等。据上市公告，彼时孙飘扬个人并未持股，就没有出现在股东名单。
自上市以来，恒瑞一直享受市场高估值“待遇”，股价一直很贵，且比同行业的平均市盈率高出很多，这说明市场一直看好恒瑞，也从侧面表明它的一家优秀的企业。作为国内医药龙头公司，也是A股医药“第一股”，恒瑞是一朵绚丽的“奇葩”，截止去年11月，抱着中国创新药第一股光环的恒瑞医药，股价达到巅峰，市场一举突破2000亿，10年翻了一百倍。
目前，尽管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恒瑞医药的肿瘤药品依然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另外，手术麻醉、造影剂等领域市场份额也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就企业自身而言，家族化后的恒瑞成长更为优秀，难怪有句流行话：“中国家族企业赚钱能力和成长速度远超国企”。
不得不说，创新药的研制，是恒瑞医药始终勇立潮头的根基。
联邦制药：胰岛素领域的瞩目明星
若追忆在现代中国医药长河中留下身影的人，联邦制药创始人蔡金乐算是一位，其创办的联邦制药，昔日国内抗生素龙头，如今已转为胰岛素领域的瞩目明星。
（联邦制药创始人、联邦制药董事局前主席蔡金乐）
1990年，蔡金乐在香港创办了联邦制药厂，并出任董事长、总经理，第二年，香港联邦制药的产品开始进入内地市场。1994年，蔡金乐成立了联邦制药中国销售部，并在珠海投资兴厂，创办了珠海联邦制药厂。
此后，珠海联邦制药厂先后创建中山分厂、原料厂、开平厂、成都厂、内蒙厂，并于2003年成立联邦制药（成都）有限公司。2007年6月15日，联邦制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其时，蔡金乐旗下联邦制药拥有6000名员工，是一家垂直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医药产业集团。
马克思说过：“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如同许多创始人，蔡金乐的创业也是亲力亲为，让时间写下“积极存在”。
上市前后一段时间，联邦制药主要专注于原料药及制剂产品等领域，是国内抗生素类龙头药企。2011年，时年70岁的蔡金乐作出了一个出乎寻常的决定，要斥巨资杀入胰岛素市场。
当时，中国糖尿病患者已接近1亿，伴随着患病人数迅速攀升，国内糖尿病用药市场规模超过了100亿元，可国内胰岛素生产企业却仅仅分享到5%的市场，其余95%的市场份额均由外企控制。而本土领头企业通化东宝等，抗争几年仍未见盘子扩大。
做外资垄断市场的“搅局者”！ 蔡金乐说：“我们不是要分到份额，要把外国人的产品赶出去。我们要以最好的产品，最好的服务，最便宜的价格把外国的产品赶出中国。”
当然，蔡金乐说此话也是有一定底气的，当时联邦制药在珠海设厂时，抗生素市场就几乎被外资企业全部垄断；后来，凭着一开始做“阿莫西林”，没过几年，联邦制药的6-APA和半合成青霉素、阿莫西林和氨苄西林胶囊等抗生素药品，在国内牢牢占据领头位置。
（蔡金乐详解珠海工厂胰岛素基地的开工计划）
2011年，联邦制药二代胰岛素产品上市，产品5年内复合年增长达114%，如今，该企业是中国国内第一家同时生产和销售二代、三代胰岛素产品的企业。
创始人蔡金乐病逝后，因“药二代” 蔡海山被扶上马过于仓促，当时就有人发文称，蔡金乐“壮志未酬身先死”，联邦制药“前程未卜命多舛”，表达了对新老交替背后这一家族企业前程命运未卜的担忧。
多年来，联邦制药有二大命门：一是医药原料药和中间体的价格走向，因为这是主业；第二是蔡金乐“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那件大事——生物药胰岛素的科研创新及销售状况。
而摆在新一代联邦制药接班人蔡海山面前的挑战是，继多年过大的扩产和生物药研发的巨大投入后，原料药价格陷入漫长的低迷期，而生物药胰岛素2011年虽已上市，但打开量销尚有待时日；一旦联邦制药二大“命门”受堵，直接带来的将是紧绷的资金链。
（联邦制药的胰岛素生产车间）
总体而言，蔡海山的接班之路还是相当平稳，这与其此前的基层历练有关，虽未被父亲直接“扶上马”，但对公司业务流程及关键资源运用上还是较为“轻车熟道”；在他的带领下，联邦制药在2013、2014两大财年还是创下营收高峰。
正如前述“二命门”之困扰，2015年下半年开始，联邦制药的业绩开始走下坡路，2016年整年甚至还亏损3.11亿港元，而使人好奇的是，摩根士丹利发表研报，视亏损于不顾，却提升企业评级的预期，另外，大摩看好的之余，其他如德银、中金等国内投行，也纷纷给予积极的评价，莫非大行们压错“宝”，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几年前创始人蔡金乐在胰岛素上“种树”，如今已成了联邦制药向生物制剂转型的突破口。随着胰岛素产品链的不断丰富，胰岛素系列产品成为了公司的重点战略品种。
2017年1月6日，经过国内严格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现场核查及评审之后，联邦制药应用DNA基因重组技术自主研发的人胰岛素类似物——甘精胰岛素获批上市推广。至此，联邦制药成为国内同时拥有二代胰岛素和三代胰岛素的公司。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从2007年研发立项到2017年上市，十年考验辛酸可知。据说，蔡海山看到上市批件后，十分激动，毕竟这是蔡氏父子两代领军人共同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果不其然，三代胰岛素产品上市销售，令联邦制药抗生素业务在今年触底反弹，迎来业绩拐点。联邦制药公布的上半年中期业绩，已扭亏转盈，大赚1.09亿港元，而其在胰岛素领域布局全面，且在国内占据领先地位，将成未来业绩稳定增长亮点。
从联邦制药二代人接力胰岛素的战略转型案例，我们注意到，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战略转型不仅仅是动用多少资本去技术投资，也不仅仅是采购多少先进机器，更在于家族成员尤其是二代接班人在战略转型上有多少进取心与投入度，是否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另外，家族成员内部及企业股东们是否有足够的团结及目标一致性。
创新，必定要承担风险。但若只是墨守成规，“吃老本”，企业如何能走得长久？
与代际更替、所有权更迭这两个家族企业传承“老大难”相比，全球化特征的商业环境下，战略转型攸关企业的活力，甚至与企业“寿命”长久紧密相连。转型、创新，这艰难的一步，总要踏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