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均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由唐廷枢等人创建。是洋务运动中成功企业的代表。两个企业在创办初期，都遇到资金不足、招股不顺等问题。章程中所确定的100万两和80万两股本，到1881年才先后招满。然而，成立时间仅相隔6年，轮船招商局却得到了近200万两的官方借款，以及非常优惠政策性补贴，而开平矿务局得到的官方借款却少之又少，李鸿章之所以厚彼薄此，原来另有隐情，实出无奈。
关键词：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借款
作者简介：蔡建忠，硕士，高级政工师，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档案馆副馆长，研究方向为唐廷枢及晚清史。
洋务运动中期，在李鸿章的直接领导下，由唐廷枢等人先后在上海和直隶省成立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这两个企业虽然先后事隔仅仅6年，在初期资金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得到的官方借款资助却天壤之别，是李鸿章对两个企业态度不同，还是另有隐情呢？
一、借款比较
为了保障漕运安全和收回航运利权，在社会各界的多次恳请之下，经过奏请朝廷同意，1872年末，李鸿章札委朱其昂为总办，创建上海轮船招商局。几个月后，因为管理不善、招股不利、经营困难等诸多原因，招商局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的重要标志是管理层的更替。具有洋行背景的粤籍买办唐廷枢充任总办、徐润充任会办，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充任不驻局会办，朱其昂退居会办之职，专营漕运业务。李鸿章的意图非常明显，无非是提升管理水平，增强招股能力，即“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
随着招商局的招股、经营进入正轨，唐廷枢为了防止利源外流，开始谋求在天津地区附近开采煤炭资源。之所以将煤矿地点放在这个区域，除了解决招商局轮船的燃料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从南方运至天津紫竹林码头的漕粮船只回空问题。如果能够从天津装满煤炭运至上海等地，每年可以增加十多万两运脚收入，这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
而李鸿章对于煤矿的考虑却绝非如此简单。他更多地是在考虑即将成立的北洋舰队轮船，以及各省机器局、制造局燃料依赖洋煤，这不仅仅是利源外流，更主要的是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经过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共同奏请，1875年，清廷批准可以在直隶磁州和台湾试办煤铁矿。由于选购机器不当、招股进展不利、当地百姓反对等原因，磁州煤矿未能如愿。奉李鸿章之命，1875年，唐廷枢对直隶省大名府煤矿进行了勘察，结果运输问题难以解决，只好作罢。1876年秋间，唐廷枢对直隶省永平府滦州开平煤田进行了勘察，经过对煤和铁石化验，于1878年7月24日成立开平矿务局（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mpany），唐廷枢任总办，天津道员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任会办。
1872年9月，招商局正式成立之前，李鸿章便报请户部同意，按照苏浙典商借领练饷制钱定章，拨借直隶练饷局制钱20万串，折合白银123023两，年息7厘（7%），远低于钱庄15%年利率。这笔启动资金对于创办初期招股困难的招商局，意义非常重大。自此之后，官方借款源源不断向招商局注资，主要用于购买轮船、清还钱庄借款、收购旗昌等支出。截止到1880年（也可以说截止到1878年，1879、1880两年未发生新借款），招商局共收到官方借款16笔，合计197.3万两，除第一笔年利率7%之外，7笔年利率8%，共65万两，8笔年利率10%，共120万两[1]。试想，招商局股本银100万两，到1881年历经近10年才招满，1882年，扩股至200万两。在1880年，股本不及100万两的情况下，官方借款即达到了197.3万两。
比官方借款略少的是钱庄和私人借款。1874年，招商局的账面上就出现了合计为475354两的钱庄和私人借款，随后数额一直攀升，到招商局购并旗昌的时候，总数达到了1472404两。随后一直保持在五六十万两的规模。这些各种渠道的借款对招商局购买轮船、兼并旗昌，在各口岸购买土地、筑码头、建栈房，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
除了官方、钱庄借款之外，清政府还以漕粮专营的方式，变相给予招商局巨额补贴。1880年以前，招商局承运的漕粮运费每石六钱，较外国轮船公司认出的运价高出一倍。1875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曾表示愿意仅收运费每石一钱，与招商局竞争。由此可见漕粮运输专营利润之丰厚。漕粮运输结账日期为每年运期结束的六月份，从1873年六月至1880年六月，漕粮运费历年收入分别是102000两、150000两、180000两、270000两、174000两、313800两、312000两、342000两[2]。8年时间，合计运送糟粮307.3万石，水脚收入184.38万两。如果按高出一倍价格计算，仅漕粮运输一项，招商局多收入92.19万两。
与招商局比起来，开平矿务局收到的拨借官款却少的可怜。1876年，唐廷枢带领洋人矿师马立师到开平地区勘察所产生的费用；1877年，煤、铁分送北京同文馆及英国著名化学师化验成分所产生的费用；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前，从英国订购钻井机器预付订金的费用；等等。这些费用，都是唐廷枢在有意投资开平矿务局的亲戚朋友中预先筹借所得。唐廷枢的本意，当然希望清政府对待招商局那样，给予开平矿务局同样的官款资助，并在《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的第五条中，明确指出“即领官本，应请亦以年结送核，免其造册报销，以省文牍。”[3]这分明是唐廷枢向政府发出了给予资金支持的愿望。
然而，事与愿违。在1880年以前，开平矿务局虽然招股受挫，却没有得到分文的官方借款。1881年，唐廷枢向李鸿章上呈《奏请援照台湾之例减轻出口税由》中称：又由河头筑硬路十五里直抵矿工，共需银十馀万两，统归矿局自筹，未领公款分文[4]。光绪六年九月，在向李鸿章呈报的《禀拟开河运煤并呈章程由》中，唐廷枢用近似哀求的口吻，向李鸿章提出了以预付煤款的方式，先支付给开平矿务局五万两，用以补充招股不力，应对运煤河工程资金不足的问题。禀帖中称：伏念矿局只招股本三十万两，现已多用十万两有零，此时再筹垫十四万两挑河，实为心力不逮，可否吁恳爵中堂终始成全，于机器海防支应两局，酌拨银五万两暂资工需急用，于本年职局所交之烟煤焦炭及船捐三项抵销，如有不敷，亦统于光绪八年年底，无论何项一律缴清，不致宕延公款，除奉发外，其馀巨项由职道极力设法挪移[5]。
这种情况到了1884年，才有所转机，在开平矿务局的第一届账略中，出现了246890.108两官方借款。这些借款来自五个机构：天津银钱所，104624.806两；天津支应所，103961.773两；机器东局，13416两；津海关道，53818.529两；国子监，19428两[6]。其他机构都需要煤作为燃料，最后这笔近2万两借款，令人生疑。实际上是国子监收到的两江拨款，为了保值增值起见，在光绪九年十月，他们找到李鸿章，拟以8厘年利率存在招商局天津分局生息。李鸿章考虑到招商局远在上海，天津分局没有资质受理这种存款，不如以10%的年利率，通过津海关道存在开平矿务局，即能够为国子监赚取利息收入，又解决了开平矿务局资金不足问题。这五笔迟来的借款，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比例上，与招商局比起来，都存在着非常巨大差距。1884年第一届账略显示，开平矿务局的总投资达到了1987752.193两，官方借款尚不及八分之一，而招商局则达到了不足200万两，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
除此之外，开平矿务局并没有像招商局有漕粮运输的专利。开平矿务局章程第十条明确指出：议价照市情，货尽公用也。所有生熟铁至津，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取用。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从唐廷枢等所拟的章程中可怕看出，开平矿务局没有特权要求，官方也没有价格优惠的计划。1881年，开平矿务局产煤在即，在唐廷枢的呼吁下，李鸿章奏请朝廷同意，解决了煤税过高问题，也并不是开平所特有，而是“援照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收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7]
同为李鸿章领导之下、唐廷枢主持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两局对于推动洋务运动都至为关键，甚至于开平矿务局的用意更为深远，何以仅仅时隔六年，在政府借款方面却存在天壤之别，李鸿章为何厚彼薄此，其根本原因何在？
二、官方借款差别
晚清时期，特别是洋务运动之前，政府税源单一，若无大事，尚可维持收支平衡。稍有风吹草动，则会让政府财政进入举步维艰的窘迫状态。两次鸦片的战争赔款并未触动国家根本，自太平天国兴兵之后，战火连绵十余年，涉及大半个中国，且多为江浙富庶之区，清政府便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到了无款可拨的境地。政府处于赤字状态，不得不大开捐纳之门，任由地方督抚自收厘捐。吴廷燮编纂、1914年刊行的《清财政考略》是咸丰朝以后第一次全国收支统计，同治十三年（1874）岁入总计为6080万余两，岁出总数则在7000万两左右，存在近1000万两的赤字[8]。也有专家分析，清政府的财政缺口并未达到千万两之多，这从1875年定议海防、塞防并重，同时决定每筹拨南北洋400万两海防经费，可以看出清廷对于国家财政的信心。
光绪五年八月（1879年9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对国家财政进行了评估，他认为国家每年财政收入认为每年新旧入款总数约为5800万两，支出为4500万两左右。对于这一估算，户部予以了否认，他们认为：“新增洋税以供机器、海防之用，旧有入款供应支者实无盈余，厘金、捐输为西征、各省防军所耗，则国用已不足。”[9]户部的说法当然非常权威，由此也不难看出，虽有洋税、厘捐的税收新渠道，但也出现了洋务项目投资、西线军费开支、海军海防建设等新的支出，对于本来就没有盈余的国家财政，出现一定程度的赤字，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1870年代后期，一场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持续近4年的特大旱灾对本来就陷入困难的清廷，以及正在推进的洋务运动，特别是正在建设中的开平矿务局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场灾荒从1876年开始，持续到1879年，1877年和1878年两年最为严重，由于这两年干支为丁丑和戊寅，史称“丁戊奇荒”。在这场灾荒中，死亡人口总数约在950万至2000万之间。为了维护统治，政府自然要进行救灾，毫无疑问，本来已经进入赤字的国家财政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庞大的意外财政支出，成为了清政府必须着手解决的一大难题。
现有资料和相关研究表明，这次赈灾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赈灾存在具有明显差异，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比如，自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富商士绅积极参与捐款，这是原有传统。进入中国的洋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传教士，也利用赈灾的难得机遇，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则是新的变化。此外，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新型企业也积极参与救灾。招商局不仅需要代为采买粮食，垫付巨额购粮款，还要低价甚至是亏本承运。当然了，清廷出于“养民”角度考虑，理所当然的赈灾主体，更是首当其冲，为赈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此，这场灾荒对清政府的财政产生了巨大冲击。灾情发生，不得不减免灾区钱粮，还因灾蠲、灾赈等形式对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挤压。
据专家统计，仅在1876年至1878年三年中，旱灾最为严重的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省份，减免的田赋总和超过了1800万两，接近于朝廷国库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清政府应付荒灾的惯例，则是由地方官府先从自己管理的经费中设法筹办，再上报朝廷审核报批。这部分赈灾经费来自于地方官府在征收钱粮赋税以后，各州县例应坐支及各省布政使司照例留支的部分，其本来主要是用于支付地方各项公费及驻军俸饷，即所谓除了上解中央“起运”之外的“存留”部分。很不幸的是，在这次灾荒期间，如果期盼从灾区筹措经费，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连年平定太平天国、平捻战争，已经把各省节余消耗殆尽。1875年，也就是灾荒的前一年，山西巡抚鲍源深在一他的奏折中称：“岁入之项仅三百万有奇，应解京饷、固本饷一百零六万，应拨各路军饷一百九十余万，本省必不可少之用一百六七十万，以出衡入，窘竭情形，岂堪言喻？山西如此，他省可知……”[10]到了1877年，山西省“查现在库司别无闲款，仅存上年下忙尾数钱银三四万两”[11]。山西如此，其他省份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河南办赈之初“藩库存银仅止二千余两”。 1876年，李鸿章亦奏称：“直属素称瘠苦，前数年水患频仍，仓储久已空虚，库款万分支绌。”[12]不仅灾区省份无力实现自救，让非灾区省份挤压救灾款，同样也绝非易事。
既然国家财政如此紧张，洋务运动受挫也在情理之中。以1875年为分水岭，天津机器局的经费连年增长，当年高达36万余两，之后4年持续下降，年均经费仅为25万余两；江南制造局当年经费近55万两，之后连年下滑，1877年还不到20万两。金陵机器局的经费在1876年之后，也是连年下降，年均仅10万两。1876年，当唐廷枢、徐润、盛宣怀赴烟台向正在与英国因滇案正在谈判的李鸿章汇报，要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之时，难怪李鸿章说出“极以为应办，但以百万巨款，必赖南洋主持。”[13]李中堂竟然不顾亲手创办招商局有落入南洋的风险，也拿不出一百万两的资金，这也充分说明了直隶省确实陷入了资金紧张的窘状。
虽然北方多省处于连年旱灾之中，清廷却能全力支持左宗棠西北用兵。自1875年到1880年，西北用兵费用合计5236万两，年均高达870多万两。仅清政府允许左宗棠借的洋债就有1550多万两，每年利息高达70多万两，其中两笔合计为675万两就发生在1877年和1878年。无论财政多么吃紧，依然要保证西征军饷，可见朝廷的用意所在。国家财政有限，西北得到了保证，北洋自然就会受到遏制。1875年，朝廷答应的每年拨解400万两的海防经费，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全额满足，每年仅能收到数十万两，李鸿章的征战工程遭受重创，其他民用工业陷入举步维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876年招商局尚且能够招股8万余两，1877年即下降为4万余两，1878年仅有2万余两，这也充分反应出商民并不看好当时官督商办企业。1879年，当盛宣怀要求李鸿章给予湖北煤铁矿“拨济官股相助”之时，李鸿章并非最初的全力支持，而是断然拒绝。魏纶先被命办理上海机器纺织事务，招商未见成效，官款资助也化为泡影。虽然开平矿务局的境况稍好，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唐廷枢不但没有收到分文官款资助，第一年也仅招到20余万两股本。在股本未足的情况下，只能集中力量开采煤矿，铁矿开发被无限期搁置。
三、开平矿务局资金解决途径
到了1880年，开平矿务局煤矿产煤在即，不得不解决运路之时，唐廷枢拟出挖运煤河与筑硬路的组合方案，当他谨慎地申领5万两煤炭预付款以解燃眉之急时，李鸿章并没有全额满足，仅给予借垫3万两，可见北洋资金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招股不足，官款无着，位处北方的直隶省少有钱庄，唐廷枢只能向商户拆借。前文提及，在1884年开平矿务局第一届账略里出现了24万余两官方借款，除此之外，还显示有452822.278两商户借款。这些借款来自13个商号和个人，其中仁和保险公司、济和保险公司、贵池矿局、沪局、招商局、积厚堂6家借款达409973.23两，其余至多不及万两，至少仅为千余两，招商局及其下属两个保险公司的借款达到296193.972两[14]。由此不难看出，招商、开平两局共为唐廷枢管辖，开平矿务局得到的官方和钱庄借款非常有限，他却可以通过挪借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这是招商局所没有的优势。招商局借款解决了开平矿务局的暂时困难，却也给后来盛宣怀、马建忠攻击唐廷枢留下了口实。1884年，马、盛二人就借招商局款等问题发难，多有指摘，最终，唐廷枢不得不辞去轮船招商局总办一职。
- [1]黎志刚，《黎志刚论招商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2]黎志刚，《黎志刚论招商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 [3]唐廷枢，《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上海广百宋斋铅版印，1888年，第215页。
- [4]唐廷枢，《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上海广百宋斋铅版印，1888年，第238页。
- [5]唐廷枢，《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上海广百宋斋铅版印，1888年，第235页。
- [6]唐廷枢，《开平煤矿账略（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1885年，第255页。
- [7]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卷9，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
- [8]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4）。
- [9]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4）。
- [10]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4）。
- [11]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4）。
- [12]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卷6，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 [13]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6-107页。
- [14]唐廷枢，《开平煤矿账略（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1885年，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