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刘秉忠”这个名字是在读《明史》之时。
《明史·姚广孝传》记载，袁珙第一次见到道衍和尚时下了一句著名断言：“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而姚广孝闻言后的反应则是“大喜”。
这句断言翻译过来大致意思就是：你（道衍）真是个奇特的和尚！眼睛呈三角形，好像病虎一般，必然生性残暴嗜杀，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
这则短短的记载中出现了三个重要历史人物，其一是袁珙，元末明初著名相士；其二是道衍和尚，即后来帮助朱棣成功篡位的头号军师姚广孝；其三就是刘秉忠，他虽然出现在《明史》中，却并非明朝人，但从袁珙的用词和语境中不难看出，刘秉忠绝非善类，而是一个恶人。
那么，这个刘秉忠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袁珙说姚广孝是“刘秉忠流也”，姚广孝非但不生气反而会“大喜”呢？
刘秉忠，元朝初期人，祖籍瑞州，曾祖父时迁居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刘秉忠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世代都是辽国大族，从曾祖父之后又改仕金国，官至邢州节度使。
如此家庭，刘秉忠也不差，他自幼聪颖好学，十七岁就做了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但是，刘秉忠却非常看不上这个小小的书记官，认为自己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弃官隐居武安山，拜天宁寺虚照禅师为师，正式出家为僧。
出家期间，刘秉忠更加热衷于读书，尤其是对《易经》和《经世书》两本奇书研究颇深，如此一来，他不但对天下之事了如指掌，其神机妙算程度更是不输前世诸葛亮和后世刘伯温。
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征召贤才，刘秉忠在海云禅师的引荐下迅速成为忽必烈身边的第一谋臣。此时，蒙古尚未入主中原，忽必烈也尚未即位。
追随忽必烈后，作为汉人，刘秉忠却帮助蒙古灭掉了南宋，制定了元朝的全套制度，又亲手规划了北京城（元大都），还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这就是元朝国号的来历。
可以说，没有刘秉忠就没有元朝的近百年基业，所以，刘秉忠一直被誉为“元帝国总设计师”。
刘秉忠是个很复杂的人。身为汉人，他一方面热爱并钻研汉学，另一方面又帮助外族灭掉本邦，因此后世之名不佳。
刘秉忠又是个很简单的人。他不贪财不好色，一心只想做出一番惊天伟业，最终，他成功了。
刘秉忠功勋卓著，位极人臣，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前文提及，刘秉忠追随忽必烈时已经出家为僧，他虽有大才，却不追名逐利，对于官爵俸禄毫不在意，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是以僧人扮相侍立在忽必烈身边。后来，是忽必烈觉得不妥，才做主让刘秉忠还俗，不仅赐他良田美宅，还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许配给他为妻。另外，忽必烈还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领导中书省政事。
刘秉忠在元帝国混得如鱼得水，位极人臣，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在59岁时无病而逝，忽必烈闻讯悲痛欲绝，对群臣哭嚎道：“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
刘秉忠死后，忽必烈追赠其为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后世又追赠其为太师、常山王，谥号“文正”。对文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这个“文正”乃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谥号，历史上只有范仲淹、曾国藩等极少数功勋卓著的能臣能获此殊荣。而且，纵观整个元朝，汉人中能够位封三公的，自始至终也只有刘秉忠一人，可见其功绩之丰。
毫无疑问，刘秉忠是蒙元的功臣和英雄，但同时，他也是汉人的仇敌和叛徒。不但袁珙认为他是杀人狂魔，后世之人也大多把刘秉忠当成民族败类。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所以刘秉忠虽然功绩不输萧何张良，才学不输诸葛亮刘伯温，但他的历史知名度却不高，历史名声更是差到了极点。
其实，不仅仅是刘秉忠本人，他的祖上也世世代代效力于外族王朝。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他来说，不管是辽国还是金国，亦或是蒙元，只要信任他重用他就是他的主子。他虽然是汉人，也认同汉文化，但在他心中却毫无民族观念。
著名相士袁珙也确实是个奇人，他说姚广孝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这一点丝毫不错。姚广孝与刘秉忠最大的共同点不是都生性残暴嗜杀，而是他们都不管天道，只要成功。
姚广孝和刘秉忠都是和尚，却都完全没有佛门的仁善，他们渴望成功，并愿意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但奇怪的是，他们成功后却并不贪图富贵美色，仍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要的不是功名利禄，甚至不是后世之名，他们只是想要证明自己。
这样的人，让人敬，让人怕，更让人不寒而栗。他们是能人，却不是好人，他们是历史中的特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