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電影《惡女》的預告釋出，旋即引發熱烈討論。眾人熱議之處不僅在於由邵雨薇、林美秀、鳳小岳、李天柱組成的堅強卡司，更在於這部講述勾心鬥角、風格宛如韓國電影的女性心理驚悚片，竟是出自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幸福路上》的導演宋欣穎之手。
不過，回顧宋欣穎的就學與職涯背景，於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學習電影創作碩士、爾後進入後期公司工作的她，本就並非以動畫片為創作目標；《幸福路上》的形式選擇，更是肇因於時代重現上的務實考量。然而，《惡女》在題材與類型上，確實與以溫馨風格包裝政治和歷史意涵的《幸福路上》有很大不同。
本篇專訪由《惡女》改編自日本社會事件的創作緣由出發，延伸至女性心理、媒體亂象、類型選擇等多重面向，或許能為宋欣穎的創作轉變、《惡女》中的風格呈現，提供更豐富的脈絡。
- 小提醒：本文將提及部分電影劇情
將日本社會案件「台灣化」，加入媒體與司法觀察
在完成《幸福路上》後，自認「野心龐大、雜食」的宋欣穎，開發了 10 個類型各異的故事，而其中之一，則是源自日本的「木嶋佳苗連續騙婚殺人詐財事件」。該事件的當事女子正如《惡女》中的何秀蘭（林美秀 飾）一般，以多段感情關係賺取大量錢財，卻在其交往對象的一連串可疑死亡案件後，被以殺人罪起訴。而真實故事裡的木嶋佳苗，最後在諸多爭議（例如審判過程中缺乏直接殺人證據）下被判死刑。
宋欣穎在閱讀相關新聞後，不僅對長相不符合大眾審美、卻屢屢擄獲男人心的木嶋佳苗產生了「好奇與崇拜」；也發掘在審判過程中，檢察官與媒體合作「渲染」故事，進而影響了日本陪審團的裁判。於是，在將真實事件「台灣化」的過程中，曾任平面記者的宋欣穎也展開對台灣媒體現象和司法系統的田調，試圖將故事融入台灣的社會制度，並加入對於媒體和司法現狀的批判。
在電影中，宋欣穎在何秀蘭的案件之外，設計了因為父親而主動介入調查的媒體人黃立美（邵雨薇 飾）與檢察官李國倫（鳳小岳 飾）合作影響社會輿論，甚至加入總統府幕僚（高英軒 飾）的角色，以暗示司法調查中的真相與否只是其次，幕後的政治算計可能才是最終關鍵。宋欣穎以台灣的死刑執行為例，點出當局往往選擇在出現政治危機後進行槍決，進而轉移大眾注意力。
「台灣雖然沒有陪審團，但是我覺得在現代社會裡，檢調單位如何結合媒體去強化他們在法庭的攻防，道理都是一樣的。」更進一步，這樣的社會現象也符合劇情上的主題，因為《惡女》試圖透過何秀蘭的角色叩問的，即是：大眾所看到的真相是真相嗎？看到的正義是真的正義嗎？看到的壞人是真的壞人嗎？還是其實表面的真相背後，還有別的真相？
透過對社會的描繪，也加深了主角黃立美在個人動機（親情與感情）之外，被外在結構所帶來的影響。
在勾心鬥角之中，呈現女性的情慾
不過，撥開外部的層層批判，宋欣穎認為《惡女》的核心仍是一個關於女性的故事。因此，本片並沒有老掉牙地從男性檢調人員出發，推動解開蛇蠍女的謎團；也並非從與何秀蘭交往的男性的視角，描繪女性如何以自身魅力換取物質利益。宋欣穎選擇創造黃立美的角色，讓這位女強人在調查何秀蘭的過程中，去發現女人如何利用性愛與美食作為武器，進而重新理解自己的慾望和感情。電影最後，黃立美甚至複製了何秀蘭的作案手法，利用男性對自己必須承擔家務勞動責任的期待，展開專屬於女性的復仇。
「如果我們把這整個故事的男女位置都對調，它好像就很理所當然、很 cliché（陳腔濫調），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女性被負心漢騙的故事；可是把性別對調過來以後，一切就變得很弔詭、跟有趣、很有爭議。」同時，電影也運用不小篇幅描繪黃立美的情慾需求，表現一段從對未婚夫（曾少宗 飾）性冷感，到被檢察官點燃慾火的轉變。
在提及拍攝性愛場面的考量時，宋欣穎坦承自己作為女性觀眾，常常對東亞電影中的性愛場景感到不舒服，因此在拍攝電影裡黃立美與李國倫的床戲時，不只加入了一場跳舞以鋪墊情感、增加合理性，也特別注意在實際拍攝時與演員的事前溝通，好確保幕前幕後都不會造成剝削、帶來不適。
電影不僅描繪了黃立美的愛與慾，也賦予了何秀蘭在騙財之外的情感需求，片末透過轉讓保險受益人的舉動，讓觀眾與黃立美得知她對立美父親是一片真心。有趣的是，這個劇情設定其實是飾演黃志德的李天柱所提出的，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表現出何秀蘭對黃志德的真情。
選角方面，選擇以「國民媽媽」的喜劇形象深植人心的林美秀來飾演「黑寡婦」，則是為了挑戰大眾的刻板印象──「我有自信去改造演員的刻板形象，而這個故事某種程度就是在討論刻板形象：為什麼胖的、醜的、底層的就是殺人，比較漂亮的、學歷好的就不是殺人？」宋欣穎說道。
心理驚悚類型，寫實與戲劇如何拿捏？
儘管電影嘗試為女性角色加上血肉，但在驚悚類型的限制下，仍需要依賴何秀蘭的蛇蠍女形象以製造懸念，也就減弱了電影後段將命案都歸因於男方一片真情的合理度。宋欣穎認為，雖然電影後段還給了何秀蘭清白，但不代表何秀蘭在電影前段就不帶有惡意，因為那是她在面對男性目標或女性競爭者時的一種武裝，甚至是一種反射性地吸引注意的心機。而這樣的心機，當然也存在於黃立美身上，兩相對峙之下，自然會產生勾心鬥角。
「我覺得電影一定是反映部分的現實，而不是全部的現實。因為我們如果把部分的現實誇大，例如放大女人的小心機，那其實就會成為驚悚片。」
宋欣穎認為，電影不應該被寫實的框架所侷限，儘管故事的核心永遠是對人性的寫實觀察，然而在眼花繚亂、從串流到院線的當代電影市場裡，在風格上唯有混合多種類型、力求刺激的觀影經驗，才能讓胃口越來越大的觀眾買單。而這，也是在《幸福路上》後發想的 10 個故事概念中，選擇拍攝這部結合政治、社會元素的心理驚悚片的原因。
在配樂與音效的設計上，宋欣穎也展現了類似的考量。宋欣穎在與負責配樂的李欣芸確認風格時，即以電影《寄生上流》和韓劇《衣袖紅鑲邊》為範本，提出「華麗、澎湃」的方向，並且希望以弦樂為主，而不是比較常見的鋼琴或吉他。
導演認為，配樂可以適時補充影像的不足，給予觀眾更明確的情緒導引，而華麗的風格正符合她對女性復仇劇的想像。「台灣的戲劇跟電影音樂用得非常節制，我覺得浪費了電影這個媒材，因為聲音設計和配樂可以提點觀眾去感受這個故事，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從《幸福路上》到《惡女》，動畫與真人的創作差異
最令觀眾感到好奇的，當然是在創作《幸福路上》後，首度執導真人電影是否有遭遇什麼困難？「大家都問我拍《惡女》有什麼困難，可是真的沒有困難，不好意思。」宋欣穎笑答。
她接著指出，過去執導動畫的經驗，訓練她在創作時要非常精準，讓她可以在前期籌備時準確地向造型、美術、攝影等其他主創人員指出自己希望的風格，也提升現場工作時的效率，在極少的平均鏡頭數下，達成足夠提供後製階段選擇使用的多樣性。
要說主要的困難之處，是故事大量集中於住家場景的編排，使得拍攝前不僅得花費大量心力尋找合適的場景，也在現場調度時需要與限縮的空間協商。
電影中，黃立美的豪宅以潔白、乾淨到不自然的風格表現女主人近乎潔癖的個性；然而書房內凌亂的陳設，則暗示著格格不入的未婚夫擁有的狹小空間。在拍攝時，宋欣穎與美術加入了許多鏡子的擺設，一方面加強居家環境的冰冷、不適感，另一方面也增加鏡位上的選擇，如此的權衡，即是在拍攝動畫片時不會遇到的課題。
直球對決：如何看待各種評價？
訪談尾聲，宋欣穎反問身為男性的我，看完電影是否會感到不舒服？她接著向困惑於為何有如此顧慮的我解釋，有一些觀眾在觀影後感到不適、生氣，認為《惡女》太過「毀三觀」。我坦承自己反而有著相反的看法，覺得以心理驚悚類型和政治陰謀題材而言，電影在風格上似乎可以更大膽、更黑暗、更犀利。
回想起當年《幸福路上》因政治題材而引起的爭論，以及不如預期的票房，如今《惡女》嘗試以商業風格挑戰台灣少見的題材，將再度面臨電影與社會對話時浮現的落差，以及存在著異質性的觀眾所給予的正反回饋。
然而，正如導演對上述觀眾的回應──其實韓劇早已直指各種社會黑暗面，美國也有更「毀三觀」的《控制》等片在前。台灣電影（無論是創作者或觀眾）對寫實與否的想像，確實都還有很長一條路要走。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