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我數十載的報導生涯，最痛苦的經歷之一莫過於在1989年的北京親眼見證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大批手無寸鐵的民主抗議者動用戰爭武器。

因此，當幾天前這場全市範圍的大屠殺迎來34週年紀念日之時，中國政府的辯護者堅決否認此事令我震驚不已。更糟糕的是，我發現自己成了為他們所引用的目擊證人之一。

這一切都說明了中國政府努力想要重寫歷史，因此有必要做出反駁，說出我在1989年6月3日至4日那個可怕夜晚究竟看到了什麼。

6月3日晚，當政府派出至少約20萬軍隊分多路進入首都時，中國的這場民主運動已經持續了七周時間，佔領天安門的學生贏得了廣泛支持。

軍隊抵達時我就在天安門廣場上，他們向我所在的人群開火。我躲在所能找到的任何掩體，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子民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殺戮。

政府支持者說抗議者使用了暴力。這並非完全是假的：這場民主運動本來一直是和平的，但在那天晚上，憤怒的平民向部隊投擲磚塊石頭，並對少數走散的軍人施以私刑。我還見到兩輛裝甲運兵車被自製燃燒彈點燃。

但只有軍隊有槍，所以當晚的情況並非兩軍對壘，而是一場屠殺。

殘酷程度怎麼誇大都不為過。一名在日本讀研的學生當晚回國，他從機場打上車，但計程車無法通過長安街。他下車後試圖走過去，結果背部中彈。我們認識的一家熟人，家裡十幾歲的孩子在6月4日早上騎單車去上班，根本沒靠近天安門或任何抗議者，結果被士兵開槍打死。

我與妻子（同時也是時報的記者同事）伍潔芳拚命動用一切關係，想要了解北京各醫院和太平間的死亡人數。我們當時的估計是，在首都被殺害的人數在400到800人之間，還有數千人受傷。

那時我學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受害者會與加害者一起撒謊。在經歷任何極其不公之事後，我們往往不會信任壓迫者，同時給被壓迫者更多寬容理解。但其實，對各方都持懷疑態度才是謹慎之舉，因為當人在暴行中倖存，自然會以憤怒為回應，這種憤怒要麼引發更多的怒火，要麼會導致他們將道聽途說當作親眼所見。

西方人太容易輕信；當時的英國大使在電報中稱，至少有一萬人被殺。《紐約時報》轉載了一份據稱是目擊者對學生在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被屠殺的描述。時報隨後發表了我的回應，表示在廣場的那個位置並沒有發生屠殺——在英勇的音樂人侯德健與軍官激烈交涉之後，紀念碑附近的學生獲准離開。開槍地點位於天安門以北的長安街，軍隊還在更靠近西邊和其他許多地方大開殺戒。

中國政府的支持者否認北京的屠殺，一定程度上是基於我的那篇文章，他們暗示我曾報導稱，無論哪裡都沒有發生過屠殺。我想要確保歷史得到準確記錄的努力卻被用來推動中國政府的虛假捏造，這令人抓狂。

本週，我跟一位在美國的中國記者朋友互相傾訴。他說，社群媒體上的這些否認都是對外的，中國國內一般是不會出現的。

「在國內，這種否認是不被允許的，」他說。「誰知道你否認這件事是不是在玩反諷呢？」中國知識分子非常擅長以諷刺詼諧的口吻複述官方的說辭。

因此在中國國內，政府對這個話題的處理並不是講述官方版本的歷史，而是壓制一切討論。這件事成了誰都不能提的禁忌。香港曾是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記憶寶庫，但中國粉碎了這座城市的精神，囚禁了獨立思想者，如出版商和民主活動人士黎智英。

總體而言，中國改寫歷史的效果不錯，部分原因正是在於措辭的選擇。在中文裡，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被稱為「解放」，朝鮮戰爭是「抗美援朝戰爭」，1959年到1962年間由毛政策導致的可能是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不過是「三年自然災害」。

人們曾期望互聯網和信息革命能打開中國的大門；偉大的異見人士劉曉波將互聯網稱為「上帝賜予中國人民的禮物」。但到目前，這一夙願仍未實現，儘管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還是在被囚期間去世。

當然，很多國家都存在扭曲歷史的問題。在對羅辛亞人發動種族滅絕前，緬甸否認他們的存在，將其稱為非法移民。沙烏地阿拉伯對我的朋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賈邁勒·卡舒吉被謀殺一案進行粉飾。甚至美國也不例外，關於歷史課程和控制歷史敘事的文化戰爭比比皆是。

「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寫道。

不過，歐威爾可能過於悲觀了，因為在波蘭、羅馬尼亞、蒙古、印度尼西亞、韓國和台灣，我看到被掩埋的歷史最終還是重見天日，就像中國成語形容的一樣，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在台灣，1947年對抗議者的屠殺一度成為禁忌；現在那裡有了一處紀念受害者的公園。

我相信，總有一天中國也會歌頌1989年的那些英雄。與此同時，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尊重這個總有混亂和微妙、依然隱藏謎團的真相，從而為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所謂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出上自己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