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我们来得太晚了，”赵紫阳在1989年5月19日的早上告诉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可在YouTube上观看相关视频。]

1989年5月中旬，将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的学生抗议已持续了一个月。当时，张刚是一些寻求缓和学生抗议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中的一员。他们一直试图劝说政府和示威者做出让步，以结束那场激烈的对抗，保护腹背受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当时，赵紫阳与党内元老邓小平的分歧日渐加大。

张刚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天深夜，另一名官员走开接了个电话，回来后脸色苍白。那名官员称，党内领导人围绕天安门抗议的分歧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他的表情非常严肃，转向我说，‘小平的家里开了会，紫阳靠边了。’”

“当时的政治平衡非常脆弱——非常非常脆弱——一旦爆发学生运动，这种脆弱的平衡一定会被打破，”张刚说。“一方面，我们没办法控制老同志，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办法满足学生的要求。”1989年，张刚供职于赵紫阳领导下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他于同年逃往海外，最后到达美国。

大约两天后，赵紫阳诡异地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他的那次现身很有名。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业已下令在北京城区戒严，而此举将会让成千上万名士兵与学生和民众展开对抗。在5月19日约凌晨4点，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在照相机和惊愕的学生的包围下请求抗议者结束绝食抗议，回到校园。

“我们来得太晚了，”出生于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他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对他们说。他说完后，学生们纷纷围着他索要签名。

这次戏剧性事件以6月4日的镇压行动而告终，赵紫阳的下台是其中核心的一幕。时隔25年后，此事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赵紫阳看望学生后的第二天，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在北京城区实行戒严，开启了抗议者和军人之间长达两周的对峙。起初，学生抗议者和同情抗议的民众挡住了军队，但6月3日夜里，军人进城，被授权在夺回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开枪。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成百上千名示威者和旁观者在街头遇害。

对共产党当局而言，赵紫阳这个话题依然是一个禁忌。赵紫阳2005年去世时，官方几乎没怎么提及他。1989年，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指责赵紫阳分裂领导层，向外界泄露高层的分歧，导致北京的动荡局势恶化。但对敬佩他的人而言，赵紫阳难能可贵地坚守了自己的原则，是一位开明的领导人，宁可选择放弃权力，也不愿指挥一场大屠杀。

不过，一些敬佩他的人也承认，赵紫阳错误地解读了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当邓小平转而反对他，支持希望对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做出强硬回应的李鹏等人时，他应对不力。

“赵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吴伟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说。1989年时，吴伟是赵紫阳的高级幕僚鲍彤的秘书。“他一直认为邓对他主持的改革是支持的，但他没有去想邓小平不支持他的时候会怎么样，没有对党内斗争尖锐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1989年倾覆的政治平衡涉及各有取舍的交易和高层之间的联盟。在之前10年，尽管赞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官员，与对赵紫阳及其前任胡耀邦支持的自由化政策感到恐惧的保守派之间关系紧张，但他们之间的交易与联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石。掌控这些交易的是邓小平。对任何重大决策而言，这个元老人物的支持至关重要。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随即引发了学生抗议，而上述紧张关系也开始急剧深化。学生的抗议活动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中国其他数十个城市也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领导人面临着赋予民众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以及走向民主的呼吁。

赵紫阳赞成捍卫一党专制，但他希望通过对话及加快改革步伐的承诺来平息抗议活动。不过，邓小平站到了希望采取强硬立场的领导人一边，尤其是将学生视为共产党统治的威胁的李鹏。《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文中谴责抗议活动是反党“动乱”。这一定性引发了赵紫阳的担忧，尽管它反映的是邓小平的观点。

政治学者严家其曾在1989年之前担任赵紫阳的顾问，曾在逐步推进自由化的政改方案上出谋划策。“赵紫阳想慢慢地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他说。当年的镇压事件后，严家其流亡海外，现居美国。

他说，“邓小平担心，如果学生运动继续加强的话，他会像在文化大革命一样被赶下台。”那段时间，邓小平遭到激进学生的排斥和攻击，这些人大力拥护毛泽东当年的呼吁，要求将破坏革命纯洁性的官员清除出去。

中国的高层政治极为隐秘，在这个推崇混沌、忌讳直白的迷宫般的体制中，就连党内权贵也会迷失。赵紫阳显然成了牺牲品。1989年的时候，他以为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后却发觉自己失宠，继而被视为敌人而遭到唾弃。

4月23日，赵紫阳开始了策划已久的朝鲜之行。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称，赵紫阳走之前，从邓小平那里获悉，期望他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然而，回国以后，赵紫阳试图推翻那篇反映邓小平观点、谴责抗议者展开“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赵紫阳过世后，他的回忆录于2009年在海外出版。文中讲述了他如何通过讲话和施压来努力淡化这一社论。然而，这样的努力惹恼了邓小平。

接下来，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学生抗议者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到访北京。赵紫阳此时出现了关键性误判。戈尔巴乔夫此行是为了进行高级会晤，以展示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对手长达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就此结束。

然而，5月16日，赵紫阳做出了让邓小平非常恼怒的举动。尽管赵紫阳是正式的总书记，但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恢复。他还解释，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邓小平来掌舵。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表示，他没有其他想法，不过是想确保，苏联代表团理解戈邓会晤的重要性。

“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赵紫阳说。“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

邓小平本人、他的家人及支持者则认为，赵紫阳的言论是企图将领导层的分歧公开化，并且迫使邓小平走出幕后，为政治危机担责。曾担任政府官员的张刚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给赵紫阳打了一个小时电话，从头到尾都是骂。”

或许，赵紫阳本可以带着政治伤口保住地位，但他与邓小平的分歧涉及一个重大决策——是否通过戒严令来迫使学生离开广场。根据当时的总理李鹏的回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召集的会议中，当着赵紫阳等高级领导人的面，邓小平提出实施戒严。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称，他当天准备了一封辞职信，不过与他关系密切的军中领导人杨尚昆劝他收回，警告消息传出去会使形势更加激化。然而当晚，赵紫阳告诉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他不能主持在北京举办的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

赵紫阳回忆，在解释自己的决定时，他告诉其他领导人，“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