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Famine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2016年5月31日，第465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家庭以节俭闻名。但也许少有人清楚的是，中国的高储蓄现象也许可以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找到原因。本期讲座荣幸地邀请到了香港大学的陈衡博士，陈博士报告了其大饥荒与中国家庭储蓄的最新研究。讲座由兰小欢教授主持，陈钊教授、陆铭教授、陈庆池教授、范子英教授、陈硕教授以及部分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在研究动机上，陈博士认为中国人对“节俭”的态度实际上对其储蓄和消费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而对于“节俭”的原因，目前流行的解释将其归为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中庸尚俭的提倡。然而，更多文献认为“文化-节俭说”并不成立，因为在1958-1975年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家庭的储蓄率非常低，甚至低于美国。陈博士认为文化因素在解释当前中国家庭的节俭行为方面没有说服力。由此，陈博士假设认为，大饥荒也许可以为“节俭”提供一个动机，而代际效应可能成为其中重要的传导机制。
有鉴于此，陈博士的研究问题就变成：在大饥荒更为严重的县级行政单位，人们是否更注重节俭，或者说，是否将收入更多用于储蓄。为此，陈教授的数据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偏好，而是家庭层面收入和支出，三是县级层面的银行储蓄。具体而言，陈教授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1990年1%人口普查，the World
Value Survey 2012，以及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年数据。观测样本包括来自122个县级行政单位和961个村的9200个家庭。
在因变量指标方面，陈博士使用家庭自报收入作为收入的代理变量。他将数据集中各项支出加总得到家庭总支出。同时他使用收入对支出之比的对数作为储蓄偏好的代理变量。在自变量指标方面，为测度饥荒严重性，陈博士使用了三个指标，一是县级层面上的相对代际规模，二是县际层面的存活指数，三是省级层面的超出死亡数量。陈博士还控制了家庭特征、村镇特征和气候特征。
在内生性问题上，陈博士指出，某些饥荒前兆特征也许既影响了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又影响了2002年前后的家庭储蓄模式。因此，陈博士注意到大饥荒的某些短期要件对1959-1961年期间食物可得性以及存活率存在影响，但对2002年的家庭储蓄选择没有影响，陈力图使用气候和自然灾害以及灌溉工程的哑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来捕捉这些因素，以便更好的解决内生性问题。
基于显著识别的结果，陈教授得出如下结论：1）历史上的灾难性事件会影响当时人们的观念、文化和偏好，而这种影响会通过年轻一代传承下来，并在几十年以后继续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2）大饥荒也许就是通过改变人们对节俭的态度而影响了当今中国家庭的储蓄选择；3）研究的贡献在于为经验和偏好传导机制提供了证据；4）文章的贡献还在于发现了饥荒的长期后果。
在讨论环节，陈庆池教授认为，研究的文献综述部分没有能够阐述反方证据，即已有研究表明，大饥荒导致了幸存者在后代培养上的扩张性消费行为。同时，陆铭教授也指出，当今中国的高储蓄从结构上讲主要是由企业贡献的，家庭储蓄的比重相对较低，因此本文强调大饥荒与家庭储蓄行为的联系，也许对于理解目前中国高储蓄现象在贡献上是有限的。
文/石烁 摄影/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