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蔡诚
- 别 名
- 伍毅鸿
- 国 籍
- 中国
- 出生日期
- 1927年
- 逝世日期
- 2009年9月2日
- 出生地
- 广东普宁
- 性 别
- 男
目录
- 1人物生平
蔡诚，原名伍毅鸿，广东省普宁市人。1927年南昌起义后，周恩来率领部队到了汕头，认识了风华正茂的伍治之夫妇。后来，周恩来去了香港，而邓颖超则住进蔡楚吟在澄海的娘家。他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
伍毅鸿出生的那个年月，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内革命形势十分险恶的年代。伍治之、蔡楚吟带着唯一的儿子转道去了外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因身处险境，他们把两岁多的伍毅鸿送回澄海外祖母处抚养。时隔不久，伍、蔡双双在侨居国被捕。伍治之被告知：如承认是共产党判5年徒刑，倘不承认则判15年。伍坚持不暴露身份，结果被判了15年徒刑。蔡佯装家庭妇女，被驱逐出境。 [1]
蔡楚吟回国后，到了上海，找到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杜国庠。接上了党的关系，成为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内的秘密党组成员。1937年，蹲了8年零1天监狱的伍治之被大赦释放回国到了上海。1938年在澄海小学毕业的伍毅鸿，也由亲戚带到父母亲身边，一家得以团聚。这时，蔡楚吟是中共中央军委驻上海的秘密交通员，掩护职业是拉菲德路（现复兴路）职业女子中学的国文教员。 [1-2]
1940年，周恩来认为蔡楚吟在上海的时间太长，有可能暴露，为保存党的力量遂通知她去延安。于是，伍治之一家和另外两家地下党的同志经香港、韶关、衡阳、桂林、贵阳到达重庆，一路上用的名义都是归国华侨。在重庆，周恩来亲自主持审查和恢复了伍治之的党籍。 [2]
不久，因形势发展的需要，伍治之、蔡楚吟夫妇受周恩来委派赴香港协助廖承志工作。临行前，夫妇俩同他们唯一的儿子伍毅鸿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中心内容是征求孩子的意见：是跟随父母去香港呢，还是自己去延安。13岁的伍毅鸿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去延安。从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因为战争环境以及各自所从事的特殊工作，伍毅鸿和父母完全失去了联系，奋斗在革命的征途上。 [2]
伍治之和蔡楚吟把儿子托付给周恩来后去了香港。而伍毅鸿则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八路军人员及其家属等100多人，分乘5辆大卡车撤往延安。与伍毅鸿同车的有老大哥一样的蒋南翔；有身着军装、带着八路军臂章、神气地身背驳壳枪的叶选平；还有烈士子弟李鹏。到延安后，他们都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同校的学生还有后来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长赵东宛、冶金部长戚元靖、轻工业部长曾宪林、能源部长黄毅诚、建设部长林汉雄、六机部副部长彭士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等。 [2]
伍毅鸿被分配到侦察科侦察队当队员。这一年，他才17岁。当时，保安处的处长是周兴，副处长赵苍壁、李启明。因为是从事秘密侦察工作，组织上要求新来的同志都改名换姓。伍毅鸿用了母亲的姓，并遵循母亲忠诚求实的一向教导而给自己改名为诚。 [2]
新的工作使蔡诚感到兴奋。因为他也可以背起驳壳枪了。但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他们穿的是便衣。由于同样的理由，他被通知要与过去的同学和其他社会关系断绝联系，以防不慎泄密。当时在延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活动不少。所以侦察队的任务很繁重，既要进行武装剿匪，又要进行秘密侦察。 [2]
1947年4月，胡宗南进攻延安。蔡诚他们每人配备一杆长枪，作为边区政府的侦察队，在最靠近蒋军的地方活动，并用电台不时向边区政府和林伯渠主席汇报。他们随着边区政府转战陕北，都很有信心，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也在陕北转战。在撤离延安时，当时已是保安处秘书的蔡诚和副处长赵苍壁走得最晚，他们把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书档案埋在窑洞里，然后炸塌窑洞，并埋上地雷。直到拂晓，国民党军队的炮声不断，已距延安50多华里了，蔡诚他们才在熊熊燃烧的马草火光的照耀下，和牵牛赶羊的老百姓一起撤离。 [3]
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蔡诚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副科长。从此，蔡诚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 [3]
科里有个从原晋绥边区公安总局来的姑娘，名叫苏青英，山西文水人，她的父亲因参加抗日活动1942年被日军杀害，1945年她投身革命。同在一室办公，有机会相互接触了解，因此，彼此对对方产生了好感，终于有一天，在周末和星期天从来都是加班加点的蔡诚，主动提出邀请苏青英在星期天去莲湖公园散步。他俩的关系开始明朗起来。 [3]
好事成双！就在这时，蔡诚意外地收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惊喜万分，原来是父母写来的，他们整整10年没有联系了。伍治之、蔡楚吟夫妇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他们才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回到了北京，两人均被安排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他们找过周恩来总理，并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此时正好有一位西北公安部的同志调到北京工作，又恰好与蔡诚相识，这位同志看到寻人启事，急忙向蔡诚父母告诉了蔡诚的下落。伍、蔡两人喜出望外，马上给在西安的儿子写了这封信。 [3]
1950年初，叶剑英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和广州市市长，一身三任。他带了一批干部南下，伍治之、蔡楚吟夫妇也在其中。到广东后，伍治之担任了省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蔡任副主任。伍、蔡找了到北京开会的西北局书记马明方和蔡诚的上级领导李启明，希望让儿子蔡诚调到广州工作。蔡诚的领导考虑到经过严酷的战争，一家人能平安团圆，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就应允了。但是，李启明提出一个“额外”要求：自己是看着蔡诚长大的，希望他能在西安结了婚再走。 [3]
1950年5月6日是个周末，蔡诚和苏青英在这一天结成了终生的伴侣。西北公安部的大礼堂里，专门为这对新婚夫妇搞了一个热闹非常的舞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习仲勋也兴致很高地赶来，邀请新娘第一个跟他跳舞。婚后没几天，蔡诚夫妇即收拾行装南下广州。他们全家终于团圆了。蔡诚到广州市公安局经济保卫处侦察科工作。以后，他当过广东省公安厅研究科科长、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37岁的蔡诚就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并主持日常工作。 [3-4]
1973年蔡诚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并兼深圳口岸党委书记。1978年5月，他调到北京，任公安部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以后，他担任过公安部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公安部党组成员。1985年，蔡诚调任司法部副部长。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 [4]
从1985年到1993年的8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时期。蔡诚和全体司法行政战线的干警一道，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职能作用，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伟大社会工程，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不断推进我国监狱工作改革，强化了思想改造和生产管理；律师事业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成为我国律师事业的重要组织形式，1986年开始举行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并逐渐形成制度，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办事处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政府、军队、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法学教育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人民调解工作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创造了许多生动有效，符合实际的工作经验；司法部确立了作为我国开展国际间司法协助工作的中央机关地位，和世界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开始了司法协助的各项具体工作。这一时期的司法行政法制工作和司法行政队伍建设也都进一步加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
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年届65岁的蔡诚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立法工作。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 [4]
2009年9月2日，蔡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