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197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读小学的时候练过几年毛笔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抱着厚厚的字典啃，这成为他后来喜欢上研究古文字的启蒙教育。中学时代，语文一直是蔡伟最自豪的强项，甚至连语文老师遇到不认识的生僻字，也会向他请教。
上了高中之后，由于偏科导致总成绩不好，蔡伟心情低落，一有空就去锦州市图书馆如饥似渴看书，曾经在一年多的时间看完300多本书。
高考落榜后，蔡伟进入一家胶管厂当工人。三年后，因为厂子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之后的岁月，为了养家糊口，蔡伟先后在食堂做过一年馒头，摆过十三、四年地摊，蹬过一年三轮车。摆摊10余年，每天蔡伟推着三轮车蹲在商场门口卖雪糕、饮料和香烟，收入只够糊口，家里连续10多年没交过取暖费，锦州冬天气温低到零下10多度，屋子里和冰窖一样冷，水管常被冻住，睡觉要盖三四层厚棉被，冬夜里常常半夜被冻醒。
日子再艰难，自学一直没中断。新书动辄几百上千，蔡伟只买旧书，同时，每隔两三天，蔡伟就要去图书馆借一堆书回家看；而那些不外借的书，他就整本全部抄下来，这些简陋的手抄本，因为经常翻阅，后来变得越来越薄。摆摊间隙，蔡伟忙里偷闲读书，别人扔掉的废烟盒，他经常捡来抽出锡纸记笔记。多年以后，蔡伟的许多论文著作素材就来自于这些笔记注释。 [8]
38岁高中学历，从三轮车夫到复旦大学博士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足以传颂的“佳话”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人对学问的执著，还有一门学科无尽的魅力，一位学者惜才的慧眼，一所大学开放的心胸……
一个高中学历的下岗工人，曾经的三轮车夫，怎么能被复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对记者的问题，作为蔡伟读博主要推荐人的裘锡圭先生没有直接回答，却强调并不主张蔡伟曝光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对蔡伟，还有怎样培养的问题。他要是真的好，以后有学术成果出来，大家自然会知道。”
在学术圈内，裘先生的严谨务实，是出了名的，他和蔡伟的结识，算起来已有十余年。1995年蔡伟还在自学期间，就给裘先生写过信，裘先生回信赞他：“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2008年9月，蔡伟来到上海。2009年，在裘先生的推荐下，已38岁的他，又获得了考博的机会。
2000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不过，按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蔡伟只有高中学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最终找到教育部，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3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了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一起报送教育部。
李家浩、吴振武两位教授并不任职于复旦大学，没见过蔡伟本人，但在学术网站上，他们都曾读过蔡伟的文章。
因为被破格录取，蔡伟曾被写进新闻里，后来，他拒绝再接触媒体，为此特意换过手机号。 [4]
入学考试是摆在面前的一场大考。蔡伟的英语不过关，还丢了10多年，学校就将英语改为日语。可蔡伟的日语也是零基础，他突击了一段时间，终于过线。
因为自学，蔡伟的知识体系并不系统，他跟着博士班上课，按学校的要求，还要补基础的通识课，修些本科、硕士课程。后来，他的学分修满了，但博士论文迟迟不过关。他要学着去适应学术表达的范式，来来回回地改。他读了6年才博士毕业，算是班上最久的。 [4]
读博士，他也是班里最大的，比同学年长近10岁，但档案最薄，资料最少。毕业后，他本想回东北，投了好几所当地的院校，简历都没过——频繁地卡在年龄、第一学历、发表文章里。
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4]
- 作者名称 蔡伟作品时间2019-3
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告知“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佐子”应读为“嗟 [5]子”》，称蔡伟“其言甚为有理”。
2003年之后，蔡伟在国学网上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他写东西不多，很谨慎，难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裘先生说，蔡伟一些想法很有见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亘’，‘亘’通常认作‘恒’，从词义上讲不太好理解，蔡伟提出，楚简中常把‘极’写成‘亘’，有终极的意思。对我很有启发。”
“我曾建议蔡伟考研究生，他说，英语基础太差，怕是考不取。大概2006年后，我感觉蔡伟有些沉寂，后来听说他为了生计，蹬三轮去了，读书时间少很多。我当时就想，如果蔡伟因为环境不好，就这么放弃了，实在太可惜。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裘先生告诉记者。
“古文字这门学问，没十几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是不行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蔡伟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献也没机会读到，但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许多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伟心无旁骛，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
国学网上，他的网名叫“抱小”
蔡伟给学生上书法课此层意义蔡伟并未深思，他出身普通，父母都是工人，对古代典籍的热爱，出于天生的兴趣。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先生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
蔡伟给记者看他抄写的《方言》和《尔雅》这两本典籍。发黄的纸页，褪了色的钢笔字迹，扉页上的时间显示是1993年，那时蔡伟已经高中毕业两年。他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它科目的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在锦州，这些书只有图书馆有，复印费对我来说太贵了，只能抄下来。”蔡伟说。
1994年，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对物质生活，蔡伟没有野心，挣的钱只图个温饱，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家里人不懂我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蔡伟说，父母和妻子都是普通人，没求他飞黄腾达，“只是偶尔觉得很孤独，周围没人能跟你交流。”
蔡伟博士参加先秦两汉讹字学术研讨会“2009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获2009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202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读书人物”，2022年荣获全国“十大阅读影响力人物”特别奖。 [7]2021年度“贵州十大阅读影响力人物”特别奖。 [6]
蔡伟不讲究外表，唯独执着于买书，每年购入的新书差不多几百本。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安顺学院时，他打包运出80多箱藏书，花了4000多元——快赶上后来1个月的工资。
书柜里那套《四部丛刊》一共21本，购于上海。那一回，他花了500多元，骑着自行车驮回学校，还引来一群人围观。有同学打趣他买贵了，他却觉得值——这套书陪了他10年。
蔡伟仍不富裕。他把家里一整面墙打成书柜，买来能两面放书的书架，再加张一米长的书桌。 [4]
学术之外，他的生活很简单，逛市场、刷短视频，或是练练毛笔字。自行车骑久了，他会腿疼，这是之前蹬车落下的老毛病。 [4]
裘锡圭在1997年第1期的《文物》上发表过《〈神乌赋〉初探》，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表示，“佐子”疑读为“嗟子”，即“嗟”，是叹词。后来，裘锡圭同意了他的看法，还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文章。 [4]
2007年，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蔡伟开始蹬三轮，“多的时候一天能挣30来块，比摆摊强，看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写信给北大的年轻学者董珊说。董珊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师刘钊教授，恰好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要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在和裘先生商量后，中心决定临时聘请蔡伟。这是一份根据前人观点进行修正、完善的工作。蔡伟一张张翻阅竹简照片，写下注释。古文字本就难认，多数还模模糊糊，平均下来，一列的30个字里，要重新解释的将近一半，一天才能完成一支竹简。进组一年，他的能力有目共睹，几位教授想让蔡伟读博。 [4]
“只有对学术产生影响，在古文字学界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独立客观观点的人，才是最神圣的。”蔡伟曾这样表示，“做学问，不就是要经得住长时间的埋头嘛，名利是致命伤。” [4]
2019年，蔡伟的专著《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版，有网友评价，“作者未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在学理和论证上的精密性自是不可奢求”“整体系统性欠佳”，但也有很多夸奖：“有切实贡献和具体文献解读，且颇具启发性”“真正的善读古书者，那些只靠剪刀和浆糊搞古书校读汇编的先生看完可能会手心出汗吧”。 [4]
裘锡圭：“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在学术界，不缺擅于总结方法的人，但蔡伟能实打实地做研究。”蔡伟是那种利落干脆的人，一两句话解决一个问题，不用多说，一看就对，“这种本事差不多是对古书了如指掌的老先生才能做到”。 [4]
“古代典籍本来就冷僻偏窄，既然不为大众熟知，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