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彭洪
- 别 名
- 彭古、彭锡鸿
- 性 别
- 男
- 国 籍
- 中国
- 民 族
- 汉族
- 出生地
-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
1928年2月下旬，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中共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辞别了身怀六甲的妻子蔡素屏，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战大南山。2月底的一个晚上，夜色如磐，春雨潇潇。蔡素屏独自躺在简陋的木板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那个激情升腾的夜晚，彭湃的音容、笑容、身影仍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可这几个月中发生的事那么多，变化这么大，使那一切回想起来又恍如隔世……
1927年8月，丈夫彭湃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到达汕尾市海丰，才呆了几天就赴香港了。他从香港回来后，发布了海陆丰两县武装起义的命令。在南昌起义保留部队支持下，发动了海陆丰第三次农民起义。短短几天，起义农民军攻占了公平、海城、汕尾等多个区镇，将国民党军队赶到了惠阳。不久，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了。1927年11月，在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她看到彭湃站在红场的主席台上，对出席大会的311名代表讲话。那些话至今仍在耳际回荡：“全世界最大力量就是我们工人农民士兵，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是：工农兵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解除反动武装！土地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那些天，海丰处处红旗飘扬，张灯结彩，笑语欢歌；那些天，她——一个被丈夫带上革命路的传统妇女、普通党员，被推举担任了海陆丰苏维埃妇女解放协会主任。
可是，仅仅几天，这一切突然变得那么遥远！几天前，国民党反动派向海陆丰红色政权发动了凶猛的进犯和围剿。经过几场殊死的战斗，海陆丰失守了。彭湃接受中央指示，带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战到大南山坚持战斗。而她则随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撤退到了公平山区，转入地下斗争。撤退到公平后，时局越来越紧张。敌人不仅悬赏一万大洋买彭湃的头，还叫嚷要斩草除根。大儿子彭干仁和二儿子彭仕禄，他们由婆婆带着，已交给群众隐蔽起来。她和丈夫共同播下的红色种子，正在她体内孕育着的爱情结晶。时局这么紧张，这个正在她肚子里一天天长大的孩子令她揪心无比。她爱彭湃，更爱这颗难得的爱情结晶。可往深处想想，在这她和彭湃的性命朝不保夕的艰难岁月，诞下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
1928年7月，已近分娩期的蔡素屏仍担负着工作。根据县委的指示，她和莫退等同志负责公平、赤坑、可塘地区的武装斗争。这天，她头盘发鬓，身着黑衣，戴着竹笠，打扮成农妇模样到公平地区开展工作。行至半途，蔡素屏的腹部一阵紧似一紧疼痛起来。孩子要降世了。她赶紧吩咐身边的女通讯员黎玉赶往公平上军田围仔村（周凤的娘家）通知婆婆。自己咬着牙，慢慢朝村中走去。
得知彭湃的后代即将降世，村里父老乡亲们都喜出望外。他们有的烧开水，有的将祠堂左侧小房间布置好，热情地将蔡素屏迎进村。
午夜，伴随着一声啼哭，彭湃和蔡素屏的第三个儿子——彭洪诞生了。村里农会负责人奔走相告，父老乡亲们不顾天黑，纷纷前来向周凤道喜。
鸡叫了，村里一位老人往村前如厕时，发现远处进村的山道上有许多人影晃动。原来，敌人接到情报，专程来围捕女共产党蔡素屏！得知敌人围村的消息，村干部一边组织群众撤退，一边让周凤抱上新生儿，黎玉搀扶着蔡素屏，在一位农会干部的带引下，逃到后山，躲进一片茂密的荆棘丛中。
躲过一场危难，蔡素屏和婆婆回到了村里。敌人正在到处搜捕她，蔡素屏必须赶快离开村子。看着苦命的儿子，她心如刀绞：局势这么恶劣，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她不知自己能否再见到儿子。撩起衣服，她最后一次给儿子哺乳，然后将他交到了婆婆手中：“就叫赤红吧，让他记住海陆丰赤色革命”……
几天后，蔡素屏在执行任务中被敌人逮捕。敌人用尽酷刑，将铁线穿透她的双乳，但这位坚贞的女共产党员始终未向敌人交待农会组织人员的名单。1928年9月，彭湃的结发妻子蔡素屏，在海丰县城英勇就义。此时，彭洪只有2个月大。
初生的彭洪被送到海城名东乡李如碧伯娘家。李如碧是一位年青的寡妇，丈夫病故，由小叔彭承训赡养。彭承训家原是小康之家，大革命失败后，因家里有人跟着彭湃闹革命，房子田地遭反动派抢掠，生活大不如前。全家十口人仅靠彭承训开的一间猪肉店维生。
彭承训是个忠厚仗义的人，素来乐善好施，富有远见和敢做敢为，在族里很有威信。当他知道彭湃母亲周凤想找一户人家，抚养即将降世的孙儿时，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他坚信 “台风过后必回南，夜色虽黑定有晓”。彭湃的后代一定要保护好。
这期间，白色恐怖已遍及全国。蒋介石为了彻底铲除共产党，不仅疯狂捕杀共产党人，还实行斩草除根的灭绝人性政策。彭湃的妻子蔡素屏牺牲一年后，1929年8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和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同志，被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于龙华监狱英勇就义。而在这前后，彭湃的三哥——共产党员彭汉垣、二哥 ——彭达伍、七弟——彭述、侄儿——彭陆，相继被敌人押上刑场，牺牲在枪下；彭湃的爱人和战友——许冰也在大南山战斗中英勇牺牲。彭湃的祖居被敌人一把火烧了。国民党四处搜捕彭家的后代和亲属。亲人们被迫颠沛流离，四处躲藏；彭湃的母亲周凤流落异乡，以草根度日，多亏了农友的施舍和党组织帮助辗转到了澳门；彭湃的大儿子彭干仁东躲西藏，被敌人抓去坐牢，后由党组织营救接往上海（因颠沛流离在上海不幸患病去世）；彭湃的二儿子彭仕禄隐姓埋名，历尽艰辛，在群众的掩护下终于逃离虎口，被党组织送到了延安……
在乡亲们悉心哺育和掩护下，彭湃和蔡素屏的遗孤安全地度过了哺乳期，在赤山小汾村李如碧弟媳家顺利长到了两岁。两岁后由彭承训接回海城桥东村家中抚养，取小名彭古。入学读书时，家人给他取名——彭锡鸿（与“赤红”谐音。成人后参加革命时改名彭洪）。
彭洪在海丰县立中学读初中时，他在勤于学业之余，迷上了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书中那些豪气仗义，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的侠客勇士令他钦佩不已。一天，他回名东乡看望奶娘，和一群邻居谈武松论张飞，说着说着，一位老人话锋一转说起了彭湃。彭洪目不转睛，屏声静气地听着，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他们说彭湃是一位留学日本的读书人，西装不穿着农衣，下田帮农民种地，把家里田地分给农民，带着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军阀土豪一听他的名字就胆颤心惊……在他们的议论里，彭湃一会像菩萨，能显灵化灾，普渡众生；一会像侠客，豪爽仗义，英勇神武；简直比武松、张飞还厉害！
还是在阅读《赤祸记》后，他第一次从亲人以外的他人口中——从另一侧面，听到关于父亲彭湃的故事。
原来父亲这么英勇，人们心里这么尊敬他！他激动地想。可《赤祸记》为什么把他称作 “赤匪”？他到底是怎么被杀害的呢？彭洪开始寻找机会，四处打听关于彭湃的故事。渐渐，父亲的形象在他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了。一天，一位亲戚到家里，无意间谈到彭湃英勇就义的经过。他知道了父亲在狱中被用尽酷刑，却宁死不屈；知道要被枪决，还在狱中向国民党官兵宣传共产主义；面对着刽子手枪口，神态自若，高呼“打倒国民党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父亲为之献身的理想是什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在哪里能找到红军和共产党呢？……这一切,像磁铁一般深深吸引着他。彭洪，开始了对父亲献身之事业的探寻。
彭洪进入中学后，海丰中学地下党组织的师生们也在暗中悄悄关心着这颗红色幼苗。他们吸引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时代读书会”，引导他阅读进步的书刊和参加讨论会。
不久，在“时代读书会”的墙报上，刊出了一篇他的文章，题为《龙舌埔的草是铲不尽的》（龙舌埔是彭湃家前的一片草坪），他引用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暗喻父亲彭湃的革命理想是铲不尽烧不绝的，表达了自己继承父志的决心。1942年他成为中共海丰中学地下党组织一名年轻的党员。
1942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在党组织的指引下，彭洪充满热情地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中。他常常和堂兄彭科，利用夜晚把抗日宣传品张贴到大街、桥头，塞进窗户、带进学校中，号召百姓联合起来抗日救国。
1945年初，抗日的号角响彻了东江。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海丰地区组织了抗日救乡游击队。这年春天，彭洪和堂兄彭科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了海丰山区埔仔洞找抗日游击队，成为曾生司令领导下的东江纵队第六支队的一名年轻队员。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乡村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活跃在抗日敌后战场。
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国民党却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大清剿。东纵六支队大部分同志在党的指示下，开始北撤山东。长期在山区工作，患上虐疾的彭洪身体极端虚弱，无法跟上大队，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养病。1946年秋他离开海丰到广州，一边学习，一边养病，等待时机北上跟上队伍。这期间他经常与香港华商报驻广州特派记者林金枫同志、广州执信中学教师陈云阶以及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蓝青等同志联系。
1946年6月，地下党组织指示彭洪尽快离开广州赶往香港，随一部分已抵港的同志北上。当彭洪几经周折赶到香港时，北上的同志已离港启程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在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方方同志家中住了一段时间。不久，中央军调部第八小组代表前往延安，方方设法将彭洪送上了飞机，想将这革命后代送往革命摇篮培育。遗憾的是军调部的专机规定只能乘搭军方代表，彭洪最终没能成行，失去了赴延安的机会。
留港的生活十分稳定。为了不增添地下党组织的负担，在他的要求下，他离开了方方家，开始自己四处寻找工作，经常风餐露宿。
为了更好地栽培这株红色苗子，1946年9月，中共南方局党组织指示他到甘肃省山丹培黎机械学校学习。未来得及和亲友告别，他随着几个押运物资到该校去的外国人匆匆踏上征程。当时山丹地区还未解放，学校人员成分复杂，中共南方局党组织暂无法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去。
9月的甘肃，寒风凛冽，风沙弥漫。这一切彭洪忍受下来了。只是联系不上党组织，使他感到如同失去母亲，流落异乡的孤儿，倍觉难受和孤单。他几次写信回香港给党的联系人，要求尽快让他和甘肃山丹的党组织接上头，将组织关系转去。但组织为他安全着想，一直没有贸然答应他的请求。
在甘肃培黎学校，他一边学习，一边像苦候母亲的孩子，等候着组织与他联系。
然而，一直没有音讯。
冬去春来，不觉他已度过了甘肃漫长的冬天。他的心情并没因春天的到来而欣然。在甘肃，一直没联系上党的组织，几个月来给香港组织的信又一直没有回音，他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他为此寝食不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这么艰难才找到党，投进了母亲的怀抱，我不能再失去她。”思前想后，他决定离开甘肃，回香港寻找党组织。
1947年6月，他从甘肃回到了香港。不久，随着回内地参加武装斗争的同志回到了海丰，加入粤赣湘边纵队第一支队。随后被派往海丰鹅赤区的赤石乡府当指导员。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当月，彭洪随着边纵一支队五团的队伍进入海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作为县委干部，一直坚持在农村第一线工作，脚踏实地，将对党、对人民的爱倾注在工作中。
1952年，他在海丰县度头镇园山乡搞土改复查，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纠正了土改期间错划阶级成分等违反政策的案件。
1954年，为贯彻中央关于组织合作社的指示，在县委领导下，深入海丰县陶河镇新地村，办起全县第一个合作社。
1954年底至1958年他任县长，为抓好生产，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他经常深入乡村，搞试点和蹲点，了解农村生产的第一手资料。他踏实深入的工作作风赢得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赞赏。为解决海丰县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差的问题，他多次到省里向柯麟同志和古大存省长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在省政府和卫生厅的支持下，于1957年建成了海丰最大的综合医院—— 彭湃纪念医院，改变了海丰县的卫生医疗状况。
从1949年11月至1964年，他历任海丰县委组织部干事、组织部长、中共海丰县十区区委书记、中共海丰县委委员、中共海丰县委第一副书记兼县长。
然而，道路并不平坦，各种考验接踵而至。1956年彭洪被推选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就在他于北京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会议精神构想描绘着建设海丰的蓝图时，广东却错误地大反地方主义。他生于斯、长于斯，爱这片土地，了解这方人民，而且又担任着县长职务，是个实权派人物。于是，无可避免地首当其冲。
1957年底，他被停职了!县委派他去水库工地当宣传科长。一切从头开始！然而，只要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好事，又何须计较个人得失。一些同志为他打抱不平，劝他不要去工地，他在日记中写道：“个人荣辱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怀着对党、对人民满腔的热情，他全副身心投入到公平水库的建设中。当时他身患肝炎，但仍夜以继日奋战在工地上。修筑堤坝的农民兄弟问他：“老彭，我们白天开工见到你，晚上开工又见你，你不用睡觉呀？”
他说：“水库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我睡不安心呀。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早一天建成水库，我们海丰的农业、工业和人民就能早一天受益呀。”他的行动感动了修建水库的民工们，他们一起奋战数月，提前完成了任务。在这次修建公平水库的奋战中，他荣获了二等功。
彭洪合影
彭洪合影由于人为的原因及自然灾害，1960年至1962年期间，海丰也像全国一样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部分地区因饥饿还出现了死人和水肿病。分管文教、卫生线的彭洪心急如焚，他积极调配和组织医务人员奔赴灾区，抢救水肿病人，之后又采取集中就医的办法对病人进行治疗和抢救。当时对水肿病人照顾配发白糖，县政府的同志知道彭洪有肝病，又见他天天深入灾区，废寝忘食，因此就叫人送了二斤白糖到他家给他补充营养。可他从灾区回到家，得知县政府给他送来了两斤白糖，二话没说马上就将白糖送回县政府办公室。
在他复职主管文教卫生工作的日子，他狠抓县立重点中学彭湃纪念中学的教学质量，亲自与校长、老师研究教学方案和升大辅导计划，经采取多种措施，彭湃中学的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升大学率达70%，成为当时升学率较高的省重点中学之一。
1963年，他再次担任县委书记和县长，着手整治龙津河，解决海丰人民的饮水问题。龙津河是海丰的母亲河，她贯穿海丰县，注入太平洋。但由于防洪需要，入海口处砌起了大坝，使河流的水质发生了变化。1963年，有些老百姓投诉，水井的水变浊了，认为与水源龙津河有关。彭洪获悉后，认为这是关系到人民饮水用水及身体健康的大事，当即积极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调查，多次与有关部门开会，制订治理方案。在他调离海丰之前，整治龙津河的蓝图己经出来，并已准备施工。
1964年春天，经国家立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学院联合成立一个“水稻生态研究所”，我国著名的农业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教授担任该所的所长。该所成立伊始，丁教授请广东省委组织部推荐一位善于做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干部到研究所当书记，配合他的工作。当时省委组织部的廖似光大姐向丁老推荐了彭洪。当丁老获悉他是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儿子，而且又有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了解农业，了解农民，当即拍板说：“这个人我要定了！”就这样，彭洪听从组织的安排，于1964年7月离开了他生长和工作多年的故乡，举家从海丰迁到了广州，来到了一个他陌生的高等学府——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在这里他担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正当彭洪在崭新的领域耕耘、开拓之时，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日益刺耳的高音喇叭，响彻神州的每个角落。往日平和有序的世界倾斜了，人们宁静正常的心灵被搅得惶惶不安。
1967年初，彭湃烈士的故乡海丰掀起了大反彭湃的浪潮：地主家庭的叛逆子弟、农民运动大王、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彭湃，被污蔑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无耻的叛徒”。彭湃昔日带领农民闹革命的红宫、红场被涂成了黄色；一部分大革命被我镇压的恶霸地主后代沉渣泛起，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纠集一起，对海陆丰一大批维护真理、保护彭湃英名的正义之士进行惨烈的清剿批斗；对彭湃的亲属及大革命失败后保护过、接济过彭湃亲属的人进行残酷的摧残……
1968年，这只无形的黑手，终于伸向了彭洪。7月的一个晚上，一阵粗暴的捶门声在彭洪的住宅响起。随着门打开，进来两位恶狠狠的年轻人，他们冲彭洪喝道：“走，跟我们到生态室去！”彭洪穿好衣服，默默辞别了妻子儿女，朝夜色苍茫中走去。 这晚的夜格外地漫长。彭洪的妻子陈平带着12岁的儿子、7岁的女儿和14岁的侄女（彭科的女儿，父亲惨死后逃到广州寄住叔叔家）彻夜无眠，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可丈夫没有回来。他已不能再回到这个温馨的家了。“文革”造反派正在整理材料，准备将他和其他一些老干部一起送往广州警备司令部。 朝霞本来是绚烂美丽的，可今天却变得十分黯淡压抑。清晨，妻子陈平端着早餐来到丈夫昔日办公之处，她见到了丈夫，但只允许无言相视。7岁女儿彭伊娜来到父亲的办公大楼前寻找父亲，隔着一扇窗口她见到了敬爱的父亲，“离开，快点离开！”父亲黯然却着急地用手势示意她离开。听话的女儿含着眼泪离开了，没能向父亲道声再见，从此永远失去了父亲。当天，彭洪被送往广州警备司令部关押了。在警备司令部，家里人给他捎去过两次东西，他复过两封信，此后就再也没有音讯。
1968年8月初，海丰那些造反派请示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广州的干将黄永胜，征得广州军区的批准后，将彭洪从广州军区警备司令部“借”回海丰批斗。 数天后，在全县一次特大型游斗中，他们将遍体鳞伤，已无法行走的彭洪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炎炎夏日的曝晒下游斗了数个小时！ 原本患有肝炎和肝硬化的彭洪，挺过几场暴打后已气息奄奄，他知道此次自己很难活着离开故乡的牢狱。在那最后的日子里，他想到过妻子、儿女，但最多想到的却是党和人民。党和人民哺育、培养自己这么多年，还没能好好做出贡献报答党和人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感到难过和惭愧。忍着肉体的剧痛，他在狱中给党写了最后一封信。信的开端是：“ 亲爱的党”。在信中他剖析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对党的感激，对党的热爱，以及最后要对党说的话。
彭洪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