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伟，1911年出生于河喇重南。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结识了斯诺和史沫特莱等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1937年，吴光伟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并与史沫特莱一起前往延安。汗捉元肯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整整婚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多签作，击立胶之间嫁给国民党军人张研料应田。后随丈夫到臭泪兰重庆，拔颈拳再到台湾。 [2]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1937年2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9月离开延安，除《母亲》以外，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
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会学校高等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到延安后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年3月底4月初，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并留下工作时的合影照片。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干训四团”“战干四团”）工作，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共同作出发前训练准备的昔日战友，吴光伟带着无限惊喜和眷顾的心情，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子。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经请示有关方面同意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这时，她住单身房间，抽烟……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
后来大约在1939年4月朱家训再次来到西安，因手头拮据，他找到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