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桐（蔡焱）：中国农业大学车辆学院汽车与拖拉机专业91级毕业生。十一届挚友社总编。现工作于深圳少儿图书馆，从事编辑工作。

谈起空桐，还要从那个变革的年代说起。

“刚入学的时候，大学里很少有同学搞经济活动。可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学校里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经商的同学。有卖磁带、食品、文具、衣物的。还有一个同学自己买了高级的音响设备，租给同学们开晚会、舞会时使用。”回忆起那个变革的时代，空桐印象深刻。他当时也是一个思想开放的的人。他首创了挚友社在报纸上拉赞助的模式，每次在中缝上刊登广告，一篇能赚50元。说到这里，空桐很是自豪。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渐渐从保守转向开放。挚友社作为当时学校内影响力最大的媒体，组织了一场有关“市场为何物”的大讨论：应该“仓廪实而知礼节”，先丰富经济生活再丰富精神生活；还是应双管齐下，物质和精神都不落下？全校同学们热烈讨论，挚友报还刊登了同学们观点的综述，在校内引起广泛关注。

当时学校内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同学因为不满意学校饭菜，写了一张大字报张贴在学校宣传栏，内容讽刺尖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相当敏感。挚友社以其敏锐的新闻嗅觉，第一时间采访了许多同学，在报纸上报道了此事。空桐介绍说，当时挚友社总是与学校“对着干”，为学生说话，支持广大学生利益。虽然冒了很大风险，但是也为挚友社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件事情最后以食堂改善服务而告终。

邓小平南巡的那一年，空桐大二，他正式加入挚友社。

空桐的父亲对他要求很高。大一刚入学，空桐就听从父亲的建议加入了学校的两个官方学生组织。他当时认为这两个组织才是正规军，比起社团这些松散的学生组织强太多。然而空桐渐渐感到，这种组织里面的一些现象，让他很看不惯。“他们不做实事，让我觉得我跟他们有了距离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空桐回忆道。

与之相反，在大一期间虽未参加挚友社，但是挚友社给空桐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听了好几次徐晓村老师的讲座，还经常看挚友报，觉得上面的文章文采斐然，让我无法企及。”挚友社在空桐心中，是一片净土，让他心生向往。

大二时，空桐在同学介绍下加入了挚友社。挚友社里面没有“官僚习气”，大家彼此尊重，相互是一种平视的眼光，让他感觉很亲切。空桐先后在新闻部和编辑部任职，后来成为挚友报的总编。期间空桐还获得了九月风征文大赛的一等奖。处在那个变革的时代，人心难免浮躁。空桐也不例外。“我当时擅自改动了一位同学的诗歌作品，我认为他的语序有问题，于是我把他的句子顺序调换了。”空桐笑着说道，“那时候年轻气盛，内心膨胀，以为当上了总编就了不起了。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是太年轻了。”

毕业后，空桐当过大学教师、布线工程师、程序员、网络工程师……他很感谢在挚友社的工作经历，尤其是总编这个职位。对于文字的敏感性、对于文章的理解、深厚的文字功底，这一切都使得空桐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得游刃有余。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挚友社是全凭兴趣参与的，即没有经济上的好处，也没有“综合评分”优势。所以几年下来，每一届都只剩为数不多的几个“挚友”撑着，而这些挚友们很多都在毕业后选择了媒体传播等相关工作。当时的挚友社作为工科院校的文学新闻社团，不仅满足着专业之外的兴趣，也是科学与人文的锻炉，“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用人文的眼光看待自己”，这是空桐最喜欢的一句话。在挚友社的三年教会了他如去发现诗意和美的东西，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同一个问题，如何客观地怀疑一件事情。

“别人问我是哪里毕业的，我一般都习惯说我是挚友社毕业的。”

空桐不仅从挚友社学到了东西，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在社团里我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志同道合的精神伙伴。我们相互理解，支持对方，给对方力量。”空桐最后笑着说：“我是学工科的，借用张伟标挚友的话，我们的频率是一样的，我们时刻都在共振着。”

（稿源：挚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