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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追忆抗战峥嵘岁月:提着脑袋闹革命

2015年05月12日 10:54:58 来源: 南方日报

  从革命小鬼到改革闯将,一以贯之的,是为国为民的理想豪情。岁月老去,情怀依然。吴南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晚年热心公益、凝神挥毫,仍在思考中国的改革前程。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花木扶疏、书画飘香的家中,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吴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追忆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

   人物档案

   吴南生,1922年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倡议筹办广东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他是改革家,也是作家、书法家、书画鉴赏家。晚年捐出珍藏书画,义拍上千万元助学,倡议并捐资设立“广东大学生重症救助基金”。

   1937年,抗战烽烟燃起,一位15岁的潮汕少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抗战洪流。他对父亲说:“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1979年,是他立下“军令状”,喊出了“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请缨,与同志们一道,创办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立下功勋。

   从革命小鬼到改革闯将,一以贯之的,是为国为民的理想豪情。岁月老去,情怀依然。吴南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晚年热心公益、凝神挥毫,仍在思考中国的改革前程。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花木扶疏、书画飘香的家中,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吴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追忆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

   1942年“南委事变”,他把南委书记方方等一批同志藏在家乡,送他们安全转移。随后,奉命千里迢迢监护叛徒姚铎到重庆,在姚铎逃出红岩后,又发“暗语”电报通知潮汕党组织除奸。

   1944年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他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愚公移山”与全力夺取东北的报告。宝塔山下,他与革命伴侣许英喜结良缘,一碗糯米饭“甜到底”。为了响应领袖号召,他们靠两条腿穿越陕北、内蒙、长城,将近一年,走到了东北。

   “最难忘1945年8月15日晚上,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整个延安都沸腾了!没有电灯,大家就点亮火把,在一个个山头、窑洞间传递喜讯,我们还把破布点燃,跳着,唱着……八年了,终于胜利了!”说起动情处,吴老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令记者感动的是,在看稿时,93岁的老人家连续几天熬夜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用红笔作了密密麻麻的批改,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说,怕自己年纪大了,记忆有偏差,要对历史负责。

   14岁发表进步文章

   南方日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您才15岁就入党了?

   吴南生:我参加革命,跟写文章有关系。我在汕头市出生,家住在贫民窟中,爸爸在汕头小公园骑楼下修理钟表,大革命时期是工会积极分子。读小学时,我的很多老师都有进步思想。那时,我开始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鲁迅的《故乡》等许多文学作品,已经能写两三千字的文章,老师多次给我的作文打99分、100分,表示赞赏和鼓励。

   1935年,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传到汕头。当时汕头是国际开放的城市,有5家大报,其中《星华日报》是报业大王胡文虎的“星系报纸”之一,经常介绍进步思想,像鲁迅、萧军、萧红的消息常见报端。我这辈子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评萧红的〈生死场〉》,发表在《星华日报》的副刊上,笔名叫“左慈”,就是《三国演义》中那个掷杯戏曹操的狂道士,那时觉得他很厉害,代表正义的声音。

   当时我才14岁,得了2元稿费,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啊!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一本潮州话版《圣经》给我妈妈。我们家是基督教徒,妈妈长期想买一本潮州话版的《圣经》,一本八毛钱,家穷,买不起。当时我爸爸失业十年,心情不好,动不动就拿挑水的绳子抽打我,我很硬气,就是不哭,他就愈发生气地打。现在好了,我妈妈劝他,不能再打了,孩子已经长大,会在报纸发表文章了。从此以后,爸爸就没再打我了。我又陆续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成了汕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1936、1937两年,我发表的作品,剪贴成两本。妈妈一直替我藏在衣服杂物中,全国解放后,我从东北南下,交还给我。可惜文革中烧掉了,很心痛!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老党员的关注。当时,有个越南人叫李班,党内叫李碧山,原是越共党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瑞金中央苏区教外语。他刚好认识我的外语老师,就来找我,传播革命思想。后来,上海的党组织派孙大光(解放后曾任地质部部长)来广东,决定恢复潮汕地区的党组织,恢复了李碧山的党籍。在他们的带领下,我1936年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1937年8月就破格入党了,是潮汕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重新建党的第一批党员。

   战闽粤重建根据地

   南方日报:当时潮汕地区的抗战是怎样的?

   吴南生:潮汕党组织1937年8月领导建立了公开合法的“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后称抗敌同志会),将这一组织形式推广到潮汕各县。还成立了“汕头青抗会少年工作队”,我当政治指导员,汇聚了一批优秀爱国少年,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少工队演出的《打鬼子》,就是我编写的,是潮汕地区第一个抗日潮剧,一直在潮汕抗日前线演出。在青抗会的推动下,妇女、教师、学生、华侨和各行业工人也纷纷成立了救亡团体。

   1939年6月,日军攻占汕头、潮州。形势紧张,我们准备打游击,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搞武装,叫潮汕青年抗日游击队,准备打起来就作为游击队的司令部。这支队伍在铁路两侧活动,在广东省活捉第一个日本兵,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干的。另一支搞宣传,叫汕头青年抗敌剧团,由我负责,准备打起来后作为游击队的政治部。

   但是,战争的形势和原来的估计不同,日本军队只占领汕头、潮州、潮阳、澄海几个城区和原铁路线,目的就是封锁汕头港,不让海外物资进入中国。这样,武装活动的范围很小。于是,中心县委决定,我带队伍到潮州凤凰山白水湖一带的老区,重建革命根据地。经常要走两天的路,翻山越岭。前些年,我写了一首诗《怀凤凰山》回忆这段往事:“一别凤凰数十秋,年年梦作凤凰游。白水湖畔花似火,乌岽山前月如钩。壮士挥戈战闽粤,天兵仗剑下潮州。而今重踏凤山路,满眼风光不胜收。”我一直铭记着凤凰山区对潮汕革命斗争作出的贡献。这时,我当潮澄饶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不久,撤销中心县委,分设两个县委,我当澄饶县委书记,1942年调到普宁当县委书记。普宁是潮汕地区共产党员最多的县,我记得,当时全县有党员996人。

   “南委事变”后掩护方方

   南方日报: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广东制造“南委事变”,抓捕了八路军驻港代表廖承志、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南委书记方方及时撤退,幸免于难。据说,方方和一批同志在您的掩护下一直安全,后来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延安。

   吴南生:“南委事变”发生时,我在普宁。当时潮梅特委书记林美南通知我,负责掩护一批南委机关撤退的同志。于是,我就回到我老家潮阳关埠上仓村。当时,日军刚占领香港,我就说他们是香港的朋友,逃难回来。一批一批,男女老少都有,先后在我家乡居住,陆续转移去重庆或别的地方。村民很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上仓村在全国解放后被确定为老区。

   1943年春节前后,我陪方方和他的妻子,在揭阳城北门租了一个房子,一直住到5月底,我和王华生同志陪送他到汤坑,华生陪他赴重庆。他比较胖,装扮成商人,华生扮成跟班。动身前,他交给我两个与重庆南方局联系的地址,一个是公开的,《新华日报》秘书长陈铁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同志的化名。一个是秘密的,是一家药材行。方方要我在他动身后,即发一电报“当归即发”到这家药材行。他安全到达重庆,6月底随同周总理返回延安。后来在延安我们又见面了,他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我在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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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谷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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