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帆、陈秋焕、陈子秋、陈紫秋、陈小秋……这五个名字其实都是一个人，他是1942年广东省台山市都斛镇东滘口“胜利大营救”的幕后功臣陈秋帆。他为何有数个名字？他在“胜利大营救”中，是如何积极组织参与营救，帮助大量文化艺术精英胜利脱险？

　　记者日前走进台山市都斛镇东滘口了解当年的情况，并专访陈秋帆之子陈京元，重温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保存有生力量的陈秋帆鲜为人知的不凡往事……

　　陈秋帆别名幕后的故事

　　陈秋帆（1914-1991），台山斗山镇大湾村人，早年在台中就读，后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台中半月刊》发表主张一致抗日的文章，被开除学籍，后与林基路、黄新波等一同在台山出发，前往日本留学。留日期间，是中国共青团东京支部成员，曾负责《杂文》《新诗歌》的编辑出版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陈秋帆与夏衍一行撤离到香港。根据组织安排，陈秋帆在其兄长陈孔图开设的大中华酒店担任总管，以隐蔽身份。

　　据陈秋帆后人陈京元介绍，陈秋帆是留日时的名字，后到香港因日本留学时曾遭通缉，留下信息怕被暴露，便改名为陈紫秋，陈秋焕、陈子秋则为发表文章的名字，陈小秋是改革开放后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发言后编辑给写上去的。陈京元还指出，父亲陈秋帆的直接上司是刘少文，刘少文习惯叫他外号“阿B”。

图为陈秋帆。

图为陈秋帆留日时所著的文章。

　　时在香港任职于《华商报》的记者华嘉先生回忆文章《香港脱险记》中写道：“我把生活安排好了之后，就跑到干诺道中的大中华酒店去找紫秋（小秋）。他是《救亡日报》的老战友，来港后党要他利用亲属关系当上了这个酒店的总管，改行做生意，是个最有办法的联络员。他的长相很像阿比西尼亚皇帝塞拉西世，因此我们都叫他做‘阿比西尼亚’简称‘阿比’或‘皇帝’，亲切。我把住址告诉他，他心照不宣自会转告范长江和夏衍的了。以后我很少直接去找他，偶然去一次，也是住在酒店的旅客蔡冷枫、刘云夫妇，同他打个照面，以示安全就算了。”

　　戈宝权在茅盾逝世时发表的“忆茅盾同志——记太平洋战争初在香港患难与共的日子”的回忆纪念文章中写到“在英国投降的前夕，我们就感到这所跳舞厅不是个能够久留安全的地方，靠写诗的阿陈（陈紫秋)和搞木刻的小林(林仰峥)的设法，我们搬到中环德辅道靠近海边的一家防空洞的大旅馆去。”

　　黄新波女儿黄元在《一个版画家的战斗经历——记我爸爸黄新发在桂林片断》中回忆：“当时日本正在物色文化人参加工作，而留在香港搞地下作的同志陈子秋劝他赶快离开。正好在香港沦陷的第二天，我呱呱落地了，我们一家先到澳门，正好碰到陆浮从内地来，他是要利用走私船接叶挺将军的家属和邓文钊的嫂嫂等回内地的。于是我们便搭上开航的走私船，但由于船费不够，只好先回故乡台山县老家去了。后从台山出发，边走边卖一些故衣度日，历尽艰辛，重返桂林。那时已经是1942年6月了。”

图为东京“左联”盟员在房州海边，左起：林和济、蔡北华、陈北屏、林蒂、陈子秋、丘东平、黄新波、陈仰哲，1935年8月。

　　根据以上资料，“阿B”这个外号，与当时华嘉等人称陈秋帆为“阿比”有关或同音。华嘉和戈宝权均在回忆文章称呼陈秋帆为陈紫秋，黄元撰则在回忆文章里称呼陈秋帆为陈子秋。华嘉于1941年任职《华商报》记者和1946年任职《华商报》副刊编辑，香港英军投降时间为1941年12月25日下午。由此可见，陈秋帆在1941年曾使用名字“陈紫秋”“陈子秋”。

　　陈秋帆与“胜利大营救”西线营救线路的关系

　　东滘口位于台山市都斛镇东面，自古以来就是台山的一个重要海口，距离香港不足80海里，澳门仅48海里。

　　为更好地进行营救工作，当时的大营救临时指挥部和秘密汇聚点设在了陈秋帆担任总管的大中华酒店中。正是有了这一重关系，加上当时珠海、新会、江门、中山等地区已经沦陷，就有了“澳门坐小艇走水路，到台山都斛”的西线营救线路。大营救期间，陈秋帆利用其大中华酒店及斗山陈氏的社会关系，帮助大量文化名人成功撤离。

图为香港大中华酒店相关资料。

　　1942年1月，经都斛东滘口回到内地的文化名人共有两批：第一批包括梁漱溟、陆浮、陈此生、范长江、沈谱。他们1月上旬从香港撤离至澳门，1月17日晚离开澳门，换船秘密驶向都斛，1月18日晚到达东滘口顺利登岸；第二批包括蔡楚生、郁风、金仲华、夏衍、张云乔、司徒慧敏、郑安娜、金山、王莹、谢和赓等十余人。他们1月20日离开澳门，途中曾停靠北水，1月22日晚到达东滘口顺利登岸。

图为“胜利大营救”营救路线示意图。（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供图）

图为“胜利大营救”东滘口登陆点总体线路图。（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供图）

　　1984年，陈小秋被邀请参加北京座谈会，根据在座谈会发言整理的文字资料述及，陈小秋原是中央苏区交通员，1938年调到广州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工作，接受中央的委派需要一名广东人参与《救亡日报》经营，他担任经营部经理兼编辑，一直协助夏衍等从广州到桂林，再从桂林经过湛江广州湾，回到香港，《救亡日报》的同事就住在大中华酒店。香港沦陷时，由于陈小秋对酒店的控制，文化人先住到大中华酒店，这里成为党内外人士聚居的“根据地”。

　　夏衍1942年1月8日离开香港，1942年1月9日离开澳门，1月21日抵台山，走的是海上西线（澳门至台山）。

　　陈小秋在座验上讲道：“香港码头离大中华酒店很近，有个‘苦力＇头常来酒店。那时，我招待他喝酒，跟他混熟了。蔡伯华与这个苦力头合作，搞个街渡专走香港志九龙。”

　　当时，从香港至广州仅有一班船是运送蔬菜的，香港本地负责人是陈小秋亲戚，陈小秋和蔡伯华与此航班各方打点好关系，部分被营救的文化人就是桑这艘船离开香港脱险的。而前期夏衍先生一行、梁漱溟、范长江一行也是得到陈小秋先生的协助秘密从香港逃离至澳门。

　　黄新波1942年2月，选择是从澳门抵台山的路线。

　　追忆缅怀父亲陈秋帆的实业报国情怀

图为陈秋帆之子陈京元介绍其父亲生平。

　　对于父亲陈秋帆，陈京元认为，父亲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却放弃当时美国优渥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选择回到处于战乱中祖国，利用自己日语翻译这个身份和自身特殊的社会关系，掩护香港大中华酒店的文化人士撤退。在祖国最穷困的时候，他则以实业报国，为党筹集活动资金和物资，将挣到的财富捐献给国家。他是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工作的好榜样，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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