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147）

江夏会议旧址位置图。阿 龙 制图

春泽公祠（揭阳一区农民协会旧址）。阿 龙 摄

江夏会议旧址（友梅轩旧址）。阿 龙 摄

林运盛（1899～1928）。林荣炎 提供

林运盛故居。林荣炎 提供

春泽公祠门前墙体上文物保护牌。阿 龙 摄

在渔湖街道渔江村，有一座林氏祠堂叫春泽公祠，在90多年前，揭阳县一区农会就在这个祠堂里开展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在祠堂附近的友梅轩召开揭阳县党代会，选举产生揭阳县委领导机构。其时，村落名字为渔江段江夏村，史因称这次会议为“江夏会议”。江夏会议是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揭阳县的第一个党代会，并于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举行，在揭阳地方党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1996年，揭阳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3年初秋，我们“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采访组，在党史工作者的陪同下，来到渔江村寻访了江夏会议旧址，了解这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记者 蔡逸龙

共产党人于此领导农民运动

黄洁潮，退休校长、《揭阳市榕城区革命老区发展史》编写人员；蔡永凯，也为退休校长、《揭阳市榕城区革命老区发展史》编写人员。两人对于江夏会议召开的前后历史，有比较详细的研究。

据黄、蔡两位校长介绍，在江夏会议召开的一年前，即1926年4月，春泽公祠举行了揭阳县一区农会的筹备活动，一位江夏村的青年，是促成这个筹备会议的关键人物。

据1991年《渔湖镇志》载：林运盛（1899～1928）：烈士。揭阳县农运领导人之一。又名随生，江夏村人。青年时期受革命党人的影响，憎恨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其时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受党组织的派遣，民国十五年（1926）负责揭阳县临时政府财粮工作。因受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与卢笃茂、颜汉章、张秉刚、陈卓然等在渔湖的林厝寮（应为官溪都林厝寮，即今梅云街道竹林村）、白宫、江夏等地组织秘密农会小组，并在江夏村春泽公祠召开会议，成立第一区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向地主作斗争，宣传革命道理，写贴革命标语，发送宣传资料。

据2023年《揭阳市红色革命遗址》（第二册）载：揭阳县第一区农会筹备会举行的时间为1926年4月，“在中共揭阳县特别支部指导下，成立区农协筹备处。陈卓然、杨日耀、林运盛等以春泽公祠作为农会的活动地址，在林厝寮、白宫（今中联玉宫村）、江夏、新寮姚（今仙阳村）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在这个筹备会上的另外两个人物，也是两位揭阳最早的共产党员——陈卓然（请留意本系列稍后“陈卓然”站的报道）是渔湖都白宫人，也是1925年11月揭阳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揭阳县支部成立时第一批共产党员。在1926年春，中共揭阳县支部改建为中共揭阳县特别支部，被选为宣传部副部长兼印制科科长。奉党组织之命，参加国民党县党部工作，担任青年部副部长。他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公开身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杨日耀是官溪都林厝寮村（今榕城区梅云街道竹林村）人，早年丧父，在伯父帮助下入学读书，1924年毕业于韩山师范学校。1925年2月，杨日耀到普宁县鲤湖（今里湖）教书，在共产党员卢笃茂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杨日耀任林厝寮村农民协会主席、中共林厝寮村支部书记。

其时，揭阳县政府计划将全县基层8都改置为5区，将县城城厢与渔湖都、官溪都（今仙桥、梅云街道）合并改置为第一区，因此，一区农民协会涵盖了两都的地域。

这一年，全县各地大多村子建起了村农民协会组织，林厝寮、白宫和江夏等地，都秘密建起了农会小组。而此前的2月18日，全县第一个区级农会组织——揭阳县第二区农民协会已经在沟口村（今属登岗镇黄西行政村）成立。陈卓然、杨日耀和林运盛等人，遂决定加快成立一区农民协会。

在挑选区农会筹备处和活动地址上，林运盛极力推荐自己所在的江夏村林氏春泽公祠。陈卓然和杨日耀认同了他的意见，毕竟，江夏村为其时渔江段最大的村子，也为原渔湖都的中心村落。

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

筹备会议过后不久，一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春泽公祠成为农协活动地址，不仅各村的农民兄弟常来江夏的春泽公祠开会或提出诉求，县党组织领导人也多次来这里开会。据《揭阳市红色革命遗址》载：1927年，揭阳县党组织领导人曾多次在春泽公祠秘密召开会议，组织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开展革命活动。

据黄洁潮、蔡永凯介绍，在区、乡村农会成立的基础上，1926年5月，在县城韩祠成立了揭阳县农民协会筹委会，执行委员9人：颜汉章、彭名芳、卓献弼、梁良萼、陈卓然（兼宣传）、林声望（兼组织）、张香吉（兼财政）、陈剑雄、黄峰。秘书陈祖虞，顾问郑德初。会址设在县城学宫内。陈祖虞、郑德初是国民党左派，被县农会分别聘任为秘书、顾问。

各级农会建立之后，声势日大，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局面。农会是农会员的靠山，农会员有事找农会解决，有的地方农会员出门坐车乘船还享受半价。农会除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等斗争外，还进行修桥铺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公益事业。林厝寮村农会组织就曾派出农会会员代表到县城请愿，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

各级农会建立后，大都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县有工农武装团体，区、乡有农民自卫军。

7月，县农会在县城学宫召开揭阳县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有几百人。会议传达省农代会精神，提出本县各级农会组织的任务是：开展减租减息，搞好群众生活，维护农民群众利益，修竣河道，巩固堤防，修桥造路。

9月，揭阳、普宁两县联合在揭阳县城韩祠广场召开工农代表大会，有36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第一天通过决议后，列队向国民党揭阳县政府请愿，要求当局废除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即减轻佃农田租25%）、提高工资、取消民团。

为了提高农民自卫军素质，1926年10月，县农会在县城举办农民自卫军训练班，各乡农会派出1至2人参加，共200人，学期两个月，学习政治形势和军事常识。

血雨腥风中坚持斗争

然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一年多后，就遭到了反革命队伍的血腥镇压。于是，由揭阳党组织召开的一个挽救革命的会议，就在春泽公祠旁边的友梅轩召开了。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政变，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浪潮很快波及揭阳。

4月15日，揭阳县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13人组成的“清党委员会”，强化清党清乡反革命措施，将全县划为9个“自治区”，迅速扩展反革命武装，准备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当天下午2时，县城的国民党反动派纠集潮梅警备旅驻揭阳两个连及地方警察、保安队、黄色工会打手共400多人，包围县农会、县总工会。国民党反动派未遇抵抗便冲进县农会，抓走并杀死了县农会秘书陈祖虞，然后碎尸沉河。县总工会方针等20多名工会骨干紧闭大门，以砖块瓦片抵抗，坚持至午夜，除少数人突围外，均负伤被捕。

国民党反动派施行了先破坏县城革命组织、左派团体，控制第一区局势之后，然后集中兵力奔袭乡下，逐个扑灭农村革命力量的阴谋。史称揭阳这场反革命大屠杀为“四一五反革命事件”，它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揭阳大地的延续，“四一五”的血雨腥风迅速向广袤乡村弥漫开去。除陈祖虞外，江明衿、谢培芳（请回看本系列第33站）等干部英勇牺牲，截至当年8月，全县被洗劫村庄有近百个，被烧毁民房近2000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骨干和革命群众被杀227人，被捕530多人，被悬红通缉1000多人。

“四一五反革命事件”后，揭阳县部委书记颜汉章于5月上旬奉命带领一部分揭阳农军到陆丰县新田集中，后随惠潮梅农工救党军北上，组织委员卢笃茂被派遣到暹罗（今泰国）安置“流亡”的革命同志，县部委只留下宣传委员张秉刚、陈卓然等人坚持斗争。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随后，按计划南下广东。中共中央致函广东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广东省委派员到汕头组织暴动，成立潮梅暴动委员会，做好策应南昌起义军的工作。潮汕各地党组织迅速行动，恢复党组织和农会、工会等。

9月13日，中共揭阳县部委会在渔湖江夏村友梅轩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0多人，成立中共揭阳县委员会。张秉刚任县委书记，林运盛任组织部长，陈卓然任宣传部长。原中共揭阳部委组织委员卢笃茂从暹罗回到揭阳时，党代会已经结束，被上级委任为县委巡视员。史称此次会议为“江夏会议”。

江夏会议开启揭阳土地革命征途

黄洁潮在谈及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时说，“江夏会议”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过后，揭阳党组织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揭阳党组织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标志着揭阳的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遭受反革命大屠杀后，没有气馁，没有退却，没有倒下，依然站稳了脚跟，并且更加顽强地领导人民群众继续跟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开启了土地革命的征途。

“江夏会议”过后，揭阳党组织即开始了迎接南昌起义军的行动。据蔡永凯介绍，县委在渔湖白宫设立了总联络点，并在附城的下围（今新兴街道东郊村凤围）、椟松（今榕华街道埔上、巷畔、港墘、西头4村）等村设立前进基点；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所属各科也移至近城的玉浦村、林厝寮、棉树（今属揭东区磐东街道南河行政村）等村庄联系和组织群众。

为预防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迫害被捕的革命同志及其家属，县委组织领导各革命团体统一行动：一是给地方反动人物写警告信，不准他们杀害革命同志及家属，不准搜捕革命人员，不准勒索花红款；二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保释和赎回一批革命同志；三是通过革命同情者，争取一些监狱看守人员，内外配合，组织越狱，使方针等10几位将被杀害的同志成功越狱脱险；四是准备暴动劫狱，营救同志。

与此同时，第二区革命武装于9月23日重新攻下炮台镇，为南昌起义军进入县城开辟通道。

揭阳党组织借助起义军将进军揭阳的声威，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将革命骨干集拢起来，使革命力量得到复生，革命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又一次促进揭阳地区的革命斗争。

9月26日上午9时许，南昌起义部队前卫营在曲溪一带渡过北河，进入榕城。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彭湃率总指挥部随军同行。前卫营和自卫军在与国民党驻城部队一阵小接触战斗过后，国民党武装从西门过东仓桥向新亨溃退。中共揭阳地方党组织立即组织城关及城郊群众划来民船，在马牙渡架设浮桥，迎接起义军入城。

林厝寮村党支部书记杨日耀组织农军迎接南昌起义军部队进城，并为起义部队站岗放哨、当引导，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当天下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指导下，揭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

9月28日凌晨，起义军兵分二路，一路出西门过东仓桥，一路由北门马牙过浮桥，向山湖（今揭东玉湖）、汤坑挺进。在揭阳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百上千的工农群众协助运输粮弹，肩挑船载，水陆并进。一、三、四区的2000多名农会会员和赤卫队员，分路奔赴战场，协助后勤和外围警戒。

汾水战役过后，起义军撤离战场，县委组织工农群众掩护132名伤员撤离到各地乡下进行疗养。蔡永凯说，揭阳县委高效稳健的领导能力在全县革命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江夏会议”召开两个月后的11月13日，友梅轩又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结束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1月13日，中共揭阳县委在友梅轩召开县党代会议，有2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由县委书记张秉刚主持，由前县部委书记、从香港归来的潮梅特委代表颜汉章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议作出决定：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农会组织，开展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

这次会议过后，各区迅速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在全县各地铺开。

革命旧址有待修复

在渔江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林荣炎的引导下，我们来到友梅轩旧址。据《揭阳市红色革命遗址》载：友梅轩占地面积95平方米，列为革命旧址。

友梅轩位于渔江村委会办公地西南侧，地处江夏寨前围大阳埕的东南角。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我们来到时，友梅轩已经成了断壁残垣，墙体上有村委会钉挂的“危险勿近”的警示标志。由于革命旧址和文物保护涉及到修旧如旧等方面的因素，也因为原来的屋舍构造没有留下相关的图片资料，村里暂时只能以原貌保存的方式，保留了现状。

林书记又带我们到林运盛的故居参观。林运盛的故居位于寨前围四巷144号，即在村委会的西侧一条小巷里，由这里走出小巷，就是寨前大阳埕，与友梅轩的直线距离不到60米。

林运盛故居也是断壁残垣，门板倒闭，屋内杂草丛生。

林荣炎说，前些年村里在搜集革命烈士的事迹，他专门找到林运盛的兄弟的后代，在旧相册里找到了林运盛的一张黑白相片，他赶紧拍摄到手机里头。

据《揭阳市榕城区革命老区发展史》载，1928年春，潮梅特委遭受严重破坏之后，中共广东省委派巡视员沈青到汕头恢复潮梅特委，并任潮梅特委书记。沈青深入各县传达省委关于恢复潮梅特委的指示。4月7日，他与潮梅特委秘书长徐克家、共青团潮梅巡视员庞子谦及交通员等一行来到揭阳，与揭阳县委宣传部长陈卓然、组织部长林运盛及地方干部杨日耀等，准备到第四区猴牯溜山召开地方干部会，传达省委指示，布置揭阳革命武装支援彭湃在惠来带领农军暴动、攻打惠来县城之事。沈青一行在到达顶坝村时被敌暗探发觉和跟踪。8日（农历闰二月十八日）凌晨，国民党揭阳剿共民团队长林德付带警察40多名，会同石洋、新亨等地反动民团几十人包围了沈青等人寄宿的顶坝村守菁寮。在突围战斗中，沈青、林运盛中弹牺牲，陈卓然、杨日耀等人被捕。

林荣炎说，林运盛的家人在林运盛牺牲后，都在每年农历二月十八日祭祀他，而《渔湖镇志》则错将他牺牲的日期登记为阳历2月18日。因为他的旧屋长期没有人居住，就自然而然地坍塌了，只剩下这些破旧斑驳的墙体。

我们又来到春泽公祠参观。

春泽公祠位于江夏寨前围大阳埕南侧的一条小巷里，由友梅轩往南行走45米，就来到春泽公祠大门口。春泽公祠坐北朝南，门额书题“春泽公祠”，堂号“垂裕堂”，为三间二进加拜亭格局，开三山门，大门左右置石鼓。这是一座近年修葺一新的祠堂。

春泽公祠占地面积480平方米，是林氏后人为祭祀先祖林应龙而筑建的祠堂。林应龙，号春泽，为江夏林氏第11世。他在生时，倡建了江夏林氏祖祠。他的后人多居于村东社前厝，因而被尊为应龙东社前厝祖。春泽公祠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距今200多年。清光绪己亥年（1900）四月曾修缮。

新中国成立后，春泽公祠和友梅轩均被揭阳县政府列为革命旧址。1996年4月14日，江夏会议旧址（友梅轩）被公布为揭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林氏族人集资对春泽公祠进行了全面修缮，并将“揭阳一区农民协会旧址”的文物保护牌悬挂于大门口墙体上。由于友梅轩尚未修复，相关的“江夏会议旧址”文物保护牌匾暂时悬挂于相邻的春泽公祠墙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