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柯华接到外交部来电，告诉他立即赴京任礼宾司司长。他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的四位司长之一，其他三位是黄华、龚澎和龚普生。几天后，柯华便穿着西安人常穿的羊皮大袄到外交部报到，差点被认为是走错了门的老乡。于是，柯华到礼宾司的第一件事就是被领着去做衣服。柯华上任后才知道礼宾司原来是负责安排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及接待来访的国宾的。从此，他开始了有机会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工作的外交生涯。

1956年1月19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柯华（左）在火车站迎接阿富汗驻中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阿卜杜尔•萨马德（右）

　　铭记周总理的指导

　　1955年初，印度驻中国大使小尼赫鲁向礼宾司要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说要直接同周总理通话。礼宾司初遇此事，经商议，婉言谢绝对方并表示可以转达，但对方执意不肯。无奈，他们只好将此事报告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同意礼宾司的处理意见。但总理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把柯华叫到办公室，查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情况后，周总理告诉柯华：“毛主席很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我曾经跟印度驻华大使讲过，他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周总理强调说：“外交无小事，遇事多请示。不像你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上每件小事都疏忽不得，都关乎国家大事。”

　　1955年，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来我国访问。当时，印尼刚刚拒绝美国要它参加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在这一背景下，对印尼领导人来访，中国当然要热情隆重地接待。在举办盛大国宴迎接印尼客人之前，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柯华关心宴会准备情况，并要他带上席宴会座次名单到他办公室。在安排座次名单时，柯华较偏重安排好印尼总理及其随行人员，而对我国出席陪同人员则考虑欠周。周总理看了座次名单后对柯华说：“名单要调整，要考虑我国出席陪同的人员。已请了不少民主人士作客，在安排上就要得当周到，绝不能马虎。要注意避免一人向隅，满座不欢。”

　　一天凌晨三点，柯华办公室里还是一片繁忙。事因非洲有一个国家突然发生政变，他和司里其它几位同志正在了解情况，研究分析预测该国形势的发展与变化，讨论我国驻该国使馆应采取的对策与措施。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周总理急宣柯华到他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

　　周总理见柯华来了，忙放下案头上正在批阅的文件，认真听取柯华的汇报。听毕，周总理稍加思索便对柯华说：“现在要起草一份电文，我来说，你记录，电文马上发到我国驻非洲该国大使馆。”周总理一字一字口述，柯华一字一字记录，很快电文便起草好了。周总理拿过记录稿，阅后作了一些修改，然后又交给柯华说：“你看看，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电文定稿后，周总理要把它送给毛主席审阅后签发。周总理即拔打毛主席办公室电话，对值班人员说：“我是周恩来，请毛主席审阅后签发一电文。”又问毛主席睡了没有。值班人员说：“毛主席刚躺下。总理，是否要请毛主席起来?”“那就不要打扰毛主席了。”周总理回答说。

　　周总理放下电话，又把电文看了一遍后，便对柯华说：“因事情来得突然，又紧急，不能耽误，毛主席也是难得休息的，就不打扰他了，我代他签发就是了。”这时，东方窗户已射进了阳光。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与柯华（右一）合影 （资料图片）

　　1960年，柯华被派往几内亚担任中国驻非洲国家的第一任大使。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局面尚待打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在柯华去几内亚赴任前，周恩来亲自与他谈话叮嘱道：在我们的外交工作中，要彻底、干净地消灭任何大国沙文主义。要反帝国主义国家之道而行之，十分尊重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柯华深感肩负重担。他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开始在非洲开展工作。柯华学的是英语，但几内亚讲的是法语。为了工作，他持之以恒，每天坚持学一小时法语，几年下来，他已能够用法语作一般性的交谈。一次有急事，须立即与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面谈，可翻译又不在，他只好自己用法语直接与杜尔总统交谈，虽不那么流畅，但总算把事情办了，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仅1960年就有16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中国建交。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欧亚非十四国后，新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更多了。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工作，1964年6月，西亚非洲司被一分为二，成立了非洲司和西亚北非司。刚刚从几内亚任满回国的柯华被任命为首任非洲司司长。部里对非洲司的工作十分重视，不断增派干部，并将从各地调来的18位候任大使参赞安排到非洲司熟悉业务。至1965年，非洲司已是人丁兴旺，号称一百零八将，位居当时部内各地区司之首。难怪“文革”时，柯华被戴上了“保皇派”、“红司长”的帽子。他对非洲司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力。

　　中国第一次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体委副主任黄忠率领由教练黄传耀、冠军容国团等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几内亚。使馆为代表团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柯华亲自邀请几内亚外交部长等高官到中国大使馆出席招待会，并观看乒乓健儿的精彩表演。各国驻几内亚的外交使节及友好人士都已到了，但几内亚的官员们却迟迟未到。有人开始不耐烦，责怪几内亚官员不礼貌。无奈，柯华只好宣布招待会开始。当招待会刚刚结束，几内亚外长率领一群政府官员匆匆赶来。他们像进了自己家一样，没有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对柯华说：“我们非常想看世界冠军的表演。”柯华二话没说，招待会再次鸣锣开始，摆杯盘，上茶点。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们不顾疲劳，重新挥拍上场。临别时，几内亚外长对大家说:“对不起，因政治局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我们来晚了，请原谅。”柯华理解，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百废待兴，许多制度（包括礼仪在内）都有一个逐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更何况在他上任前，周总理对他讲的话已在他的心里扎了根。后来，柯华在与几内亚的朋友约会时，对方也有失约的情况，他都表示理解。周总理在访问几内亚，得知上述情况时，称赞柯华能“体谅朋友”。有一次，驻外使节回国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临近国庆节了。多年没有在国内过国庆节的柯华很想等到节后再返回几内亚。9月27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柯华:“你怎么还没有走呀？立即动身，赶回去主持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是对驻在国的尊重嘛！”第二天，柯华便搭乘航班，经欧洲转非洲。终于在国庆节招待会开始前一刻钟，赶到了大使馆。

　　受命同加、马、泰、菲谈判建交

　　1957年3月，上任半年多的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出访加纳，应邀参加加纳独立庆典。加纳原为英国殖民地，在恩克鲁玛领导下，于1957年赢得独立，并确定3月6日为加纳独立日。中国贵宾的到来，在加纳引起轰动，受到盛情款待和总统的接见。交谈中，恩克鲁玛总统直率地说:”发展加中友好关系，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在阿克拉设立大使馆，我们在北京设立大使馆。”柯华觉得，在交谈中提到建交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其坦率的程度却出乎意料，于是便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建交合适呢?”对方回答得很干脆:“立即。”并指示其外长立刻同柯华商谈。加纳外长阿科・阿杰依顺手撕下手边报纸的边条写起来。过了一会儿，建交公报稿就拟好了。柯华看了公报稿后，建议增加“加纳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纳外长表示同意，并一字不差地补进了公报。双方达成一致后，便由加纳外长带回去打印成正式公报。形成这样一份建交公报前后不到15分钟，这在各国建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双方还确定，7月5日格林威治时间13时，两国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

　　1960年4月22日，当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国内立即给在几内亚任大使的柯华发去指示，争取尽早与马里建交。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中马建交时机尚未成熟。马里总统在致电周恩来总理的同时，也向台湾当局致电。台立即表示承认马里，并派“使节”到达巴马克。柯华分析，马里刚独立，需得到多方承认，特别是联合国的承认与接纳，而台湾当时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柯华首次访问马里虽未达成建交协议，但为中马建交做了不少铺垫工作。9月29日，联合国大会接纳马里共和国为成员国。10月4日，马里总统即致电周恩来，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同中国建交，同时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邀请柯华再次访问马里，商谈两国建交事宜。10月22日，柯华到访马里。24日，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接见柯华说:“阁下前次访问巴马克，我没能见你，因为当时我们要力争减少阻力，以便顺利进入联合国，希望你能谅解。”并表示：“我们希望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柯华亦表示了同样的愿望。马里总统建议，中方先草拟一份建交公报供他们研究。柯华即刻将事先准备好的草稿递交给他。第二天，两国举行建交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很快达成一致。10月27日，中马双方在各自的首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中马建交公报。

　　1975年，柯华奉调回国。当年春天，他受命同身为菲律宾驻日本大使的罗慕尔德斯进行建交谈判，罗系第二次来华。柯华就革命不能输出、华人华侨问题、南沙群岛以及台湾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此前的数年内，双方已有数次接触，为此次建交谈判作了准备和铺垫。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决心赶在美国之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同年6月，马科斯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马科斯。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仍会见了马科斯夫妇及其家人。根据菲方的请求，周恩来总理于6月9日在301医院的会客大厅里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了中菲建交公报。12月15日，柯华作为中国首任驻菲律宾大使到达马尼拉。　　

柯华夫妇（前排右二、右三）在机场接受菲律宾民众的热烈欢迎
 

　　1975年6月17日，按照中央指示，柯华同泰国驻美国兼驻联合国大使阿南进行建交谈判。由于地缘关系，泰国对中国疑虑较多，建交谈判比较艰难。柯华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复阐明中方立场，终于打消了对方的疑虑，使谈判得以顺利进展。同年6月30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标志着中泰建交谈判已获成功。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立・巴莫总理共同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驻英大使为香港回归探路

　　1978年，柯华被派往英国，任驻英大使。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派典礼官理查士（右一）接柯华大使坐专备马车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

　　柯华回忆说：当时英女王派她的典礼官用一辆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显赫庄严，充满皇家气派。然而，我却想起了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郭嵩焘。那是一次怎样的出使？郭嵩焘是专为“谢罪”而去白金汉宫的。郭一向恃才自傲，对于当时红得发紫的曾国藩都不肯买账。但在国势衰败、朝廷孱弱的形势下，他只能被迫低下高贵的头，担当去伦敦“谢罪”的屈辱使命。而现在，我高昂着头，坐在女王派来的贵宾车上，真正感觉到“换了人间”的滋味。

　　任驻英大使期间，柯华很注重调查研究，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等，凡有可借鉴的东西都报回国内。他曾就英国资本主义的当前情势写报告发回国内，外交部的一位负责人说：柯华是驻外使节中第一位说目前“帝国主义还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人。

　　1980年，邓小平同志说“香港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1982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表示，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柯华被召回国，接受廖承志同志的指示：接触英国各阶层，摸清其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同年，英国与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而爆发战争，英国取胜，撒切尔夫人成了英雄，她决定访华。7月的一个晚上，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内，柯华宴请撒切尔夫人， 在就宴前他们开始了香港问题的谈话。此次谈话，柯华了解了撒切尔夫人的基本意见：三个条约仍有效；不谈主权问题；香港至少应由英国继续管理30至50年。离开时，撒切尔夫人对柯华说：“希望还有机会跟您谈。”

　　不久，香港总督尤德及其前任总督麦理浩来到中国驻英大使馆，又与柯华展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结果却话不投机，怎么也谈不到一块。最后，当他们问柯华不撤怎么办时，柯华笑答：“这也好办。你们不是出兵马岛了吗？那里距离英国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但你们还不是去了吗？而香港距离英国只有8000海里，沿途补给方便，你们不妨也试一试。”二人一下子愣住了，等回过神来，异口同声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中国，只能谈判。”

　　谈到这里，柯老满面春风、洋溢自信笑着说：“每一个外交战士都更盼望着祖国的强盛。国家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说话也就有了力量。” 1983年2月，柯华任满回国前夕，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华人华侨的邀请，出席他们的欢送会。他在讲话中，反复申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星岛日报》大字标题为《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报道称：“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15年、30年，甚至50年，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天也不能延长。”　

　　1980年11月16日上午，中国民航首航班机抵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北京与伦敦之间的航线是根据1979年中英双方签订的民航协定而开辟的。新航线的开通有助于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图为柯华大使（前排右一）在中英首航班机上

　　见证中英首脑首次会谈

　　1982年9日22日，金秋时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9月24日上午，撒切尔夫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在新疆厅同邓颖超倾谈片刻，然后被引导向福建厅走去。快到门前时，厅门大开，邓小平迎了出来。宾主落座。邓小平胸有成竹，安然半靠在沙发上。撒切尔夫人两手平放在膝上，面带微笑，端庄凝重。中方在座人员有黄华外长和柯华大使，英方参加谈判的有港督尤德、巴特勒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

　　在同撤切尔夫人接触中，柯华感到她是一位有主见，有魄力，很果断，个性很刚强的政治家。撒切尔外号“铁娘子”，而邓小平则被毛主席誉为“绵里藏针”的“钢铁公司”。一阵寒暄之后，很快双方就为解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百多年来的“死扣”，围绕中国固有领土香港的前途展开交锋。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仍然强调“三项条约”是“有法律依据的”，甚至断言“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并说，如果“香港发生了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

　　 会谈原定一个半小时，结果比原定时间又延长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最后表示：希望不要把今天会谈的内容公布出去，并建议共同对外宣布会谈是坦率的、友好的。小平同志表示：“完全赞同你的意见。”事出偶然，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不慎绊倒。当天下午，柯华和夫人陪撒切尔夫人游览了颐和园。

　　9月26日，柯华送撒切尔夫人从广州转去香港，有记者拦住柯华提问。香港记者问道：“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有分歧，是不是？”柯华回答：“我们进行了友好会谈，大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记者又问道：“据说会谈触礁了？”柯华回答说：“不，是有益的、友好的。”记者进一步提问：“是不是中国方面一直强调主权问题，而英国又不肯让步？”柯华提高声音回答说：“中国在主权方面的立场，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很明确嘛！”记者又问：“英国方面态度如何？”柯华回答说：“英国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一些观点。”

　　见证了中英谈判过程的柯华回忆说：“在此之前，9月26日草签《联合声明》的当天，英国政府曾发表白皮书说：‘要更改这份协议是没有可能的。如不接受这份协议，就会没有任何协议。’话虽如此，几年来，中英关系围绕着香港问题还是发生了不少麻烦。其实，这种麻烦是在预料之中的。邓小平在1982年就已对撒切尔夫人说：担心过渡时期‘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几年来，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争执，不也就是英国人制造的一些‘混乱’吗？当然，有些问题两国谈判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这是不足为怪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是，许多麻烦的发生，不能不说是英国人出于英国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而发生的。这里，我想还可以从历史上找到一些根由。记得1957年我陪同聂荣臻副总理参加加纳独立庆典时，亲耳听到英国驻加纳总督克拉克在加纳议会开幕式上致辞时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自以能身为一个大不列颠王国的殖民主义者而感到骄傲。’这种话在我们这些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人民听来，简直荒唐至极！但在克拉克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记得英国政府机构中原设有殖民部，管理其40多个殖民地，1966年合并于联邦部，1968年又合并于外交部。我们不难想见英国某些人士的思想观念还承袭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殖民思想和殖民政策的残余，这就自然而然会产生上面所说的麻烦了。”

　　 香港回归观礼感怀

　　1997年6月30日，柯华随中央政府组织的香港回归观礼团经深圳到香港。午夜，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加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嘉宾，云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厦，翘首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 

1997年7月1日零时举行香港回归交接仪式，柯华怀着激动的心情应邀参加并留影

　　零时零秒，企盼了156年的时刻终于到了，英国国旗降落下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区旗高高升起。此时此刻的柯华百感交集，一种历史感不禁油然而生。记得少年时，学校墙壁上“还我河山”、“毋忘国耻”的大字，时刻警醒着人们。几百年前岳飞在《满江红》里唱出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纳喊，我们这一代人有幸参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有幸亲眼目睹香港失而复得，太值得自豪了！

　　从6月30日下午5时到港至7月2日上午10时离开，在总共40小时的时光里，柯华既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也静静思考着一些问题，写下了《香港回归观礼随感》。此文后来在香港报纸发表，得到港人的高度赞同。2000年8月，香港《明报》曾连续发表4篇短评，称赞柯华的《随感》：“很有水平，很有针对性，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1983年，柯华回国，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告别了他的外交生涯。在近30年的外交工作中，柯华先后做过四任司长，担任过四国大使，经他谈判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四个。1988年，他被任命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5年离休。　　 

　　本文为《正气豪情写春秋——柯华的传奇人生》的第二部分

　　作者陈特安，《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