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共妻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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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与毛泽东在延安恋爱的美女

婚姻私密，外人无法清断，也不便置喙，然婚姻也最见个人品格。

吴宓恐离婚有损名声，欲重婚，以此求教于陈寅恪。陈正告之：“应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陈先生在美国初识吴时，曾对吴说过这样一番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一段对话，道尽二人性格。陈寅恪家学深厚，学问之外，道德立身。吴宓也具君子风，做事坦然，对与错，皆由众人品评。

但受主义支配者，便少了如此德风。1990 年第10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共妻现象揭露：“在布尔甚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地布尔甚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行使该权利的许可证，凭证即可“公有化”10个姑娘。入境问禁，入国问俗，1925年，在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座谈会上，陈乔年就此阐述道：“革命家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因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动性的，因而不能结婚；同时革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种小布尔乔亚恋爱的玩意，所以没有恋爱。走到哪里，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枝香烟一样。”如此看来，共产共妻，绝非空穴来风，共产主义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共妻遗风在东方封建的中国，以另一种形态出现。不知妻妾几多的张宗昌对此颇感兴致，其对手下人云：“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1932年，共产国际派李德来华指导中共。李向组织提出“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睡觉”。博古将此任务下达给中央局妇委主任李坚贞，李决定以壮实的同乡肖月华献上。肖坚决不允，李下命令：“组织已决定你同他结婚，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你对革命做出的一种特殊贡献！”肖抱定“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含泪献身。天道惊险，人世惊艳，长征到延安后，李德开始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肖月华至毛泽东处哭诉，坚决要求离婚，组织遂安排李丽莲嫁李德。延安时期，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分别向组织提出找“临时夫人”，且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组织遂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则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对此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此例不孤，据萧军《延安日记》1942年2月20日载：“几个苏联的记者把中国的一个女人借了跳舞的名义强奸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给了一百元。这里正陷在一种性底混乱和婚姻潮。”

组织曾让白求恩当毛泽东的保健医，其婉拒，又要帮他找位临时夫人，其又拒，理由是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在一起不会幸福。一次，在等船渡黄河时，其不知所踪，众人寻觅不得，遂求助于一位正在乡间行医的加拿大牧师罗明远。罗不负重托，自一家娼寮中将大醉的白大医生架了回来。

再则是组织分配，乱点鸳鸯谱。1937年，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之，此为庄严神圣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遂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谢觉哉日记》的解释是：“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而19岁姑娘朱明则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另外，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的康克清，40岁的彭德怀娶了 20岁的大学生浦安修，44岁的刘伯承娶了19岁的汪荣华，46 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36岁的罗荣恒娶了 23岁的林月琴，叶剑英则有九个正式非正式的老婆。大批千里迢迢赶来延安的女学生，满怀的抗日抱负，掀起的却是一阵“换妻潮”。陕北民歌《东方红》最早的歌词唱道：“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哪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瑞金时期招兵买马的口号是：“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到了延安时期便成了“一人一个女学生”。新四军方面，一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操等机会选美，相识24小时即结婚，陈毅、粟裕、彭雪枫等均是此类“革命爱情”的受益者，陈毅娶张茜时，一个四十，一个十八。

1938年，17岁的江苏宿迁姑娘李力群来到延安，之前她在徐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岁时嫁给了35岁的高岗。据李力群回忆：“到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着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听了当时心里一惊，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察觉。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了一些周围的小姑娘来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到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候王若飞找了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

除却乱，还是乱。据《陈辛仁回忆录》载：1935年，陈辛仁与房纪在东京结婚，一年后产一女婴。抗战爆发后，陈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房则到西北大后方宝鸡担任地下党的工作。组织上承诺，待房纪的工作一脱手，可立即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某日，军政委饶漱石见到他，说组织已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觉得很可笑，自己是已有妻室的人了。饶漱石最后才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要知道，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就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改名王茜后，房纪傍上了比她大12岁的中共高干凯丰。据李锐女儿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记述：“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力群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在萧军看来，延安的一些女人很有一点虚荣、意志薄弱甚至情操低下，男人们则利用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利用女人还不够强健的弱点占有女人。萧竟打算写一些小说暴露这类“革命的流氓”，幸而未动笔。

此风自非常时期，延续到平常之日，组织的力量无所不能。从1950年至1952年，王震骗招八千湘女进新疆，其使命就是嫁给屯垦戍边的解放军官兵，而上海等地的从良妓女，则分配给了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官兵。1965年7月20日，前代总统李宗仁归国，第二年夫人郭德洁癌症去世，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物色了60多位貌美女青年照片资料。当胡友松的照片摆在李宗仁面前时，老头子眼前为之一亮。胡是胡蝶的女儿，医院护士。李担心对方比自己小48岁而不同意，这也太小瞧组织了，为此有关领导软硬兼施。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胡岂敢不同意，遂于当年7月结婚。歌德说“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上升”，果然，第三年李宗仁即升了西天。

据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讲：“杨开慧的一些手稿藏在住宅墙壁里，八十年代修故居时发现了，湖南党内刊物上曾予以刊出。前几年湖南来人告诉我，有些要害话被删去，如说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她的哥哥杨开智，1929年去过井冈山，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娶了贺子珍。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东乡六十里的板仓，毛泽东两次打长沙都经过此处。省长何键为报仇，将杨开慧逮捕，逼她登报同毛离婚，她不应允，于是将他杀害。易礼容这个人知道嘛？易礼容同我谈过杨开慧临刑前押在人力车里游街，她大喊：‘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呀！’因为她还有三个孩子呵！”

延安时期，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吴莉莉的桃色事件闹得满城风雨，贺子珍大闹后找老俵哭诉，曾广澜率众冲到窑洞持剪刀怒斥毛：“你是只毛毛虫呢，走一路祸害一路！”1949年宴会，毛敬酒时与曾相遇，其举杯道：“谢主席敬酒，祝主席健康！”毛脸色骤变绕桌而去。她对家人说：“哎呀，毛主席可记了我的仇啊！”1969年，曾广澜瘐死秦城监狱。毛泽东与贺子珍为此时常打架。一次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见贺子珍用一手电筒击打毛泽东，毛坐在板凳上也未制止，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悍妇撒泼，河东狮吼，无休无止，直至手累方停。一次，彭德怀见贺子珍脸上青一块黑一块，便开口道：“我看你是打不死，压不死，生不死。”刘英插嘴：“你这个话太难听了。”彭悻悻然：“就是那个样子嘛。”在延安，打老婆似乎是普遍现象，一次林彪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下，嚎啕不已，直至刘亚楼闻讯，踹开房门方解了围。

鲁迅日记云：“婚姻中最折磨人的，并非冲突，而是厌倦。”确系如此。蔡孝乾《台湾人的长征纪录》云：“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1937年抗战开始，大批的女学生涌进延安，李维汉另有新欢，金维映成了黄脸婆，她和贺子珍、刘群先等同样的运命：被送到莫斯科，名为‘留学’，实为遗弃了。”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1939年周恩来夫妇到苏联治病，受毛所托，给贺子珍带去一纸短笺：“贺子珍同志，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由此宣布十年患难夫妻之情终结，贺子珍时年三十。

贺子珍竟与杨开慧命运同，这应了村上春树的一句话：“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客家山歌云：“鸡公相打胸对胸，山羊相打角乱冲。男人相打争天下，女人相打争老公。”1938年秋，毛泽东欲与江青结婚，张闻天综合大家意见给毛写了封信：“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意见……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江青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未尽览，毛已勃然大怒，当场撕之：“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果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其列。虽曰席，不过几样菜，一盆饭，没有凳子，客人站食，且自打饭菜，吃完走人，也不辞行。毛泽东未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算打过招呼。

然江青也未能脱此规律。建政后，一次御医李志绥见江青在中南海湖边独自堕泪：“那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一组后门的中南海木椅上坐着流泪。我正经过那里，吃了一惊。江见到是我，叫我过去，拭干眼泪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斯大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愤怒至无语，只能适度弯曲，成为“学生加战友”式的政治夫妻后，兴趣也全然转向政治，待到“文革”时，将染指者随便找个理由，一一收拾。

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对封建帝王而言，理所应当，不以为然，但对于以反封建为招牌者而言，便有了闲言碎语，说三道四。况且未必所有帝王皆如此，明孝宗弘治帝一生便只娶过一妻张皇后，二人共处如民间夫妇，耐得寂寞，守得繁华，同食同眠，甚是恩爱。大臣屡有上奏，促选嫔妃，终未应。

1958年３月８日，中共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将来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康生据此提出：“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革命就得革掉男女情长，一律要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进托儿所，老人进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此时。共产共妻仍是其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