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28日 首发
（博讯编者按：本深度报道揭露了广东官场的裙带关系、升迁、利益等黑幕，因篇幅较大，博讯分次推出。）
林树森将曹鉴燎从肥缺调离，大骂陈开枝，是抓捕喻华峰、程益中的幕后推手
不过，他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2002年到2006年，他的日子就有点不好过。2002年12月，他从干了4年多的天河区委书记位置上突然被调到海珠区当区委书记。海珠区虽然也在快速发展之中，但与天河区比还是差得很远。显然，有人有意插手天河区这块肥肉，不愿意曹在天河区继续干。是谁有这个能耐说调就调走一个区委书记呢？只有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才有这个权力。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谁？是林树森。
林树森是个出了名专制的人物，最能说明他专制独裁的例子是打击《南方都市报》的事件。林树森一向以来对广州本地媒体尤其是报纸都十分不满。他到贵州省工作后，还专门利用参加全国人大的机会召开记者会，乘机痛斥广东媒体。据百度百科记载：2007年3月11日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刚刚离开广州转赴贵州当省长的林树森，“意外地”约见广州媒体记者。会上，林树森把广州房价高企的原因归咎为媒体炒高。他说：“房价高，媒体也有责任，炒来炒去，炒高的。”他还说：“纽约、东京问题肯定比广州多，包括治安发案率，广州都不是最高的，但为什么全国人都觉得广州最差？真是媒体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借着这个机会，林树森顺便把与他不和的其他领导人也狠狠地损了一遍。他说：“现在一些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就说我也买不起房了。包括有些领导，房子都已经住到200多平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你已经住了200平米的房子了，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林树森这番话攻击的是刚卸任的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陈开枝不久前刚对媒体说过一段话，说如果按照市场上的价格，自己也买不起房子。陈的这段话并无瑕疵，他说的是“如果”。事实上，以中国官员的正式工资，确实是买不起市场上的房子的。只是因为国家对公务员有低价购买房改房的政策，工作资历长一点的官员才能够买得起自己的住房。所以，陈开枝的这番话并没有错。林树森的指责完全是断章取义，把陈的话歪曲为陈买了房改房还想再买房子所以买不起，然后进行攻击，籍此欺骗不明就里的民众。林树森攻击同事与媒体，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一旦有需要，他可以不惜使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权力进行攻击。2004年，《南方都市报》领导班子主要成员李民英、喻华峰、程益中被捕，李、喻二人入狱，程被开除公职的事件，就是林树森利用市委书记职务，上下串通，调动公检法与纪委共同行动的结果。
林树森刚愎自用的个性除了表现在总是打击报复不同意见的人方面，也表现在宠信无能小人方面。他本人心胸狭窄，既无容人之量，又无责己之心，与人共事总是恃才傲物，挑选手下却多是唯唯诺诺、俯首帖耳之辈，稍有才华的，都不会提拔重用。所以，一些人熟悉他脾气的下级在他面前总是装成非常听话的样子，等到被他提拔之后，才露出真面目。接替林树森当广州市长的张广宁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林树森选“低能儿”张广宁做广州市长
张广宁出身工人，行政能力一般，广州官员中间多称其为“张股长”，意即只有股长的水平，连科长都不够。但张却有一样绝招，他明知自己能力不强，干脆将错就错，选择低调做人，在林树森和其他高官面前装出一副温顺服从的样子，结果果然得逞，官运亨通。1989年他才是广州钢铁厂无缝钢管车间的主任，7年后的1996年却已当上了广州市的副市长。2002年林树森升任广州市委书记后，张广宁的低能反而成为了他的一个“优势”。林树森不改“武大郎开店”的标准，选用的助手必定是比他矮的。结果，张广宁的低能被林树森视为“老实听话好控制”，因而极力向上级争取，终将其任命为自己之下、千万人之上的“广州市长”。
林树森选择“低能儿”张广宁担任广州市长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按照国内官场上的分工，市委书记虽然是全市的第一把手，但在法律程序上能对经济问题说了算的却是政府这边的官员，尤其是主持政府工作的市长。所以，林树森选用“听话老实”的张广宁担任市长，目的就是要在政府这边寻找一个代理人，可以秉承自己的意志，方便实现自己的计划，谋取自己的利益。
张广宁上任广州市长初期，对林还是基本做到言听计从的。广州白云国际会展中心是当时广州最为抢手的大项目之一，建设投资预算高达18亿元，其中设计费预算4000万元。由于利润丰厚，引起多方势力参与角逐。开始有17家设计团队报名参与投标。投资方从中挑选了12家参加比赛。结果由比利时一家设计公司与中信华南（集团）建筑设计院提出的一号方案被评为三甲之一，并最终中标。官方对外声称其中标的原因是设计方案能让白云新城的居民隔着会议中心都能看到白云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但在专业人士当中却屡被诟病，他们以隐晦的语言批评这个方案是一个内心自我却不敢开放的巨物，普通百姓最好离它远一点。这种批评所指的缺陷倒是很符合林树森本人的个性。
正因为如此，方案摆到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时候，不少人并不认同，反而比较支持其他两个方案。就在这时，张广宁一锤定音，说这事林书记已经拍了板，就选这个方案，就按书记的意见办。事后发现，这个方案的设计方正是林树森女婿担任总经理的设计公司。白云会展中心之后的广州大学城部分设计也是“照板煮碗”，同样是被林家女婿主持的公司纳入囊中。据悉，大学城设计的不少公共电梯槽的尺寸只能容纳某个特定的进口电梯牌子的规格，按照这个设计建设的大学城，建成后只能安装这个品牌的电梯，其他品牌根本无法中标，此中奥秘不言自明。
林树森操盘房地产，踢英商和广州日报
林树森的胃口超大，连续啃下两大项目之后，又盯上了位于天河商圈的“太古汇”。该项目由广州日报社和香港太古集团合资兴建，当初签订合作协议时前者占股45%，后者55%。这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建筑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总投资预计40到60亿元人民币。合作双方于2002年3月正式签约，项目命名为“太古汇——广州报业文化广场”。几个月后，接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林树森开始插手这一项目。他约时任太古地产总经理的简基富和太古地产广州代表处首席代表郝继霖在广州市政府专事接待任务的广州大厦吃早餐，餐桌上展开一场权力与资本的火爆对话。
图：建成之后的太古汇
林树森以其一贯的强悍风格开门见山地要求太古退出该项目。简基富是个英国人，他也以英国人柔中寓刚的辞锋回答：太古不会退出这个项目，因为有与广州日报社签署的商业合同，如果林先生一定要我们退，我们是要打官司的。林树森没想到英国人这么不客气，但仍以一副大权在握的派头回应说：我不会和你们打官司，但我会让你们在广州一事无成。没想到英国人居然毫不示弱，简基富说：我们知道你是广州市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你的首肯，我们在广州的项目将会寸步难行。但是，我们有钱，我们可以等，等到你退休，我们将重新起步。果然，“太古汇”这个项目一拖就是5年，直到2007年林树森调离广州远赴贵州就任，项目才再重新启动。
林树森当初试图吓退太古地产，实际上是准备让自己的人接手这块“肥肉”，没想到被太古地产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转而逼迫合作的另一方广州日报社退出这一项目。广州日报社是林树森辖下单位，自然不敢得罪林大人，很快就向太古地产表达了退股的意愿。广州日报社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正好戳中了太古地产的软肋，因为按照中国的政策，凡是合资企业，如果中方企业退出，企业就变成了外资独资企业，不能再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得到广州日报社退股的通知后，太古地产内部甚至准备以无偿赠送广州日报社15%的股权作为广州日报社不退出的条件。不过时任广州日报社长张德安是个不学无术，既不懂办报，又不懂经营，只会唯命是从服从上级的家伙，最终竟然同意广州日报只留下3%的股份。这种股比，令广州日报社只有陪人家出钱的份，却无丝毫话事权。太古地产兵不血刃独家得到广州最旺商圈这块5万平方米的熟地，最终打造成为内地最高端的商业地产项目，如今天天财源滚滚。当他们有机会面对林树森时，真不知道该是厌恶还是该感谢。
林树森与张广宁说到底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林树森发现张广宁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不再听话了。2013年，林树森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广州城记》的书。这本由他署名、实际上是由他口述别人记录整理的书中，处处可见林对他任广州市长时期前后的抱怨和揶揄。林的市长前任是黎子流，后任则是张广宁。林在书中几乎把广州市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全部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而缺点则通通算到了黎子流和张广宁的头上。熟悉内情的人多数认为，如果张广宁后来不是与林树森交恶，林树森是不会这样发泄对张的不满的。
国务院某领导相助，林树森异地升省长
2006年，对于林树森的仕途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他是1946年12月生人，到2006年底就年满60岁了。按照国家政策，官员一旦年届60足岁，就不能提升了。因此，当林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一天一天接近60周岁时，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幸而“秦桧都有几个知心友，关公也有几个对头人”，林树森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广东省计委主任时，因工作关系，与国务院一位负责人过从甚密，这位领导人对林的能力颇为赏识，林也很会投其所好，因而得到这位虽然已经退下来但仍有余威的领导人的支持。这一次，在林树森仕途进退千钧一发的重要关头，这位领导人不遗余力鼎力支持，终于在60岁来临前5个月，得以远赴贵州，升任省长之职。据说，为了确保林树森坐正省长交椅，这位领导人还专门到贵州疗养，直到贵州省人大选出林当省长后才离开。不过天命难违，林树森到贵州后妄自尊大的脾气一点也不肯收敛，最终还是于2010年8月罕有地被中央宣布书记、省长同时调离贵州。当时林只有63岁，未到法定退休年龄65岁，知道内幕的人都明白，这是他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矛盾冲突公开化的结果。石宗源在中共高官中虽属古板保守，但性格忠厚，人脉广泛。他到贵州后尽管政绩平平，但与省里一班领导还算是和谐共事。自从林树森到贵州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鉴于林的所作所为，石宗源多次直斥他为政治流氓，其他班子成员也异口同声指责林树森飞扬跋扈，根本不适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贵阳市一度盛传一段丑闻，说林树森有一次跟贵阳市市委书记李军开会，会上双方争执起来，林树森像街头烂仔一样把一杯水淋到了李军的头上。林离开贵州后，在全国人大担任不用上班的闲职，他也懒得管事，终日留在广州，郁郁寡欢，渐渐患上了抑郁症，不得不经常到医院治疗。
林树森和曹鉴燎
正是这样一个林树森，对曹鉴燎自然是看不上眼的。林树森对曹不感冒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非我族类。一向以来曹都是先后担任广东省长的黄华华、朱小丹的人马，而黄、朱一直与林不和。因为黄、朱均属“共青派”，分别担任过共青团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书记的职务。这派人物多为能说不能做之辈，对于自视甚高的林树森来说，非常看不起。无奈黄华华有客家背景，广东官场上人多势众，而林树森虽是潮汕人，但因其父亲解放初期作为地主恶霸被枪毙，发誓不回家乡，潮汕帮中人脉不深，故在广州工作期间，一直被压在黄华华手下当副手。熬到2002年9月，终于等到黄华华升任广东省长高位，林才有机会就任广州市委书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3个月后，林就毫不客气地把曹鉴燎调走，调到海珠区当书记。接任天河区委书记的则是杨建成。此人属于文弱书生，长期在广州市委研究室做文字工作，尽管官至主任高职，却毫无行政经验。这样一个人物为何会被向来刚愎自用的林树森委以重任呢？原来他对林树森有“护驾之恩”。
2000年，正值林树森积极谋划升任广州市委书记关键时刻，中共开展了一个名为“三讲”实际上是党内整风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做法是在党内官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互相检举，人人过关；另一方面是个人撰写自我检讨材料，上呈领导检查，下受群众监督。熟悉中共政治文化的读者都知道，这类材料的分寸十分关键，最难拿捏之处在于既不能过分，免遭追究，又要言之有物，有点干货，以免上级与群众说是避重就轻，难以过关。那段时间，杨建成日夜操劳，凭借手中生花妙笔，先后为顶头上司时任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市长林树森写出了多份恰到好处的“三讲”材料，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因而讨得了他们的欢心，留下了颇好的印象。任命杨建成担任天河区委书记的肥缺，既是对杨的奖赏，也是对杨信任的表现。无奈杨建成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上任之后干了8年，始终没见什么成绩，最终被调到市纪委当副书记去了。像区委书记这样的实权官员没能再上一步当上市人大副主任或市政协副主席，是极为少见的，可见杨的能力着实一般。
曹鉴燎被调到海珠区后，虽然油水大减，但官场运作并未闲着。他拿起一贯以来行之有效的武器，以土地换关系，凡是用得着的“贵人”，都为他们做生意提供方便。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朱振中是广州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曹鉴燎到海珠区后，知道朱的儿子正与原区委书记、时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孔少琼的丈夫合作开公司做地产。曹不禁暗暗叫好，立即着人给该公司在海珠区拿地大开绿灯，帮助该公司很快赚得了第一桶金，此后更是“猪笼入水”，不断横财就手。只是乐极生悲，一天晚上，朱振中儿子酒后驾驶，汽车超速狂飙一头撞在路边建筑上，当场车毁人亡。
林树森不喜欢曹鉴燎这种“太聪明”的下属，并不意味着他真有知人之明。
林树森手下的“四大奸臣、两大师爷”
实际上，他信任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广州官场至今仍然流传着林树森手下“四大奸臣、两大师爷”之说。“四大奸臣”是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伟宪，原副市长平欣光，原市政协副主席简文豪，原越秀集团董事长区秉昌。“两大师爷”是原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邬毅敏，原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薛晓峰。这些人多无真才实学，却擅长拍林的马屁，甚得林的宠信。例如薛晓峰，原本只是北京《经济日报》的一名记者，一次跟领导到广州采访林树森，回去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百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二十分之一的税收》的文章，说林树森领导下的广州只占全国两百分之一的人口，每年却能上交占全国二十分之一的税收，大大吹捧了林树森一番。林认为这篇稿子对自己升官很有帮助，所以十分赏识薛晓峰，不仅一手从北京调动薛晓峰到《广州日报》当总编辑，而且很快就将其升迁为市委常委、秘书长，后来更运动其到中山市任市委书记。原本还想运动薛进一步升官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只是因为中纪委收到举报，说薛有经济问题，虽然林通过关系把责任推到薛老婆身上，把薛解脱出来，但组织上还是认为薛不适合提拔，才没有当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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