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照波篆刻作品。
●蔡照波
印学肇始于殷商，而盛于秦汉；经历了唐宋的衰落至明清的复兴，自晋讫明中叶，大师罕见。岭南印学的发展与中原一脉相承。
一
研究岭南印学，从现有实物印章入手，最早是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的11方文字印章。那是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的陵墓。印章多为“摹印篆”，虽印面多带有田字和日字界格的秦制式，如“文帝行玺”，但据考证，皆为当年南越国自制。赵昧于公元前137年汉建元四年即位，制“文帝行玺”印。这批印章便是目前能看到的2000多年前岭南印章的实物，制作精美，艺术水平已相当之高，对研究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特别是岭南印学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魏晋以后，岭南地区流传的印章为数不多，隋唐印章在出土和史籍中都没发现。现见到的三国东吴‘始兴左慰’印，晋永嘉年间‘牙门将军章’和‘关内侯印’，南朝‘周承公’六面铜印及宋‘刘景印章’铜印等，无论在艺术水平和工艺制作方面都远远逊色于南越王时期。”（梁晓庄《岭南篆刻丛谈》）
二
晚明时期广东出了不少篆刻家。在马国权的《广东印坛三百年》一文中，点到的知名篆刻家就有马元伯、郭世安、袁登道、朱光祖等12位，其中朱光祖的《朱未央印略》、袁登道的《道生印谱》两种得以保存下来。朱氏印章清丽工稳近文三桥，袁氏之作饶有汉人风韵。至清代，广东印坛一派繁荣。作品淳厚苍雄直追汉印的首推黎简（1747—1799）、陈澧（1810—1882），惜作品流传不多。陈澧编撰有《摹印述》，他的嫡孙曾捐赠陈澧的六方自铸印给中山大学，作品深得汉印三味；黎简的印作，散见于他的书画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清中叶，广东南海出了个谢景卿（1735—1806），不仅印章深得元印精神，还精研印学，搜罗、撰辑《汉印分韵》续集，至今仍为篆刻家们手中必备之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广东番禺人潘有为（1743—1821），官至内阁中书，辑有《看篆楼古铜印谱》六卷，翁方纲把其编入《两汉金石印》中，可见影响之大。稍后的广东高要人何昆玉（1828—1899），协助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广东印坛相当活跃。一方面注重理性探讨，金石考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在作品创作上，力追秦汉是主流，兼有浸淫于元印、浙派的，但都能自具面目，犹如古典词曲，不论婉约如柳三变，还是豪放若苏东坡，都在艺苑中散发出自己的芬芳。
三
晚清的印坛，“黟山派”形成于岭南，至今影响着岭南。“黟山派”开宗大师黄牧甫（1849—1908）从安徽入粤，前后寓居18年，“黟山派”就是在粤期间繁衍形成的。翻开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有：“近代印人，南有李玺斋、邓尔雅、易大厂三君者，渊源所出，佥出牧甫，各有所擅，未可轩轾。”可证黄牧甫对岭南印坛之影响，可见岭南印人在近现代中国印坛的地位。百年来，岭南一直延续着“黟山派”印风，从李尹桑、易大厂、邓尔雅者众，如冯康侯、简经纶、容庚、黄文宽等。而这些有成就者，皆为学历、阅历丰富的饱学之士。
留学海外，视野得以拓展。易大厂（1874—1941），广东鹤山人，求学于上海，后东渡日本习师范，通法文及日文。曾任南京方言学堂监学，治印曾拟黄牧甫法，后吸取汉印及封泥意趣，既斩钉截铁，又枯老古拙，作品天趣自然，邓散木、冯康侯诸先生誉其为近世治印巨擘。广东东莞的邓尔雅（1883—1954），曾在21岁时游学日本，专攻美术，其治印初宗完白山人，继而专事私淑黄牧甫，作汉印一路，于平正中巧为变化，“虽未得黄氏亲传，而黟山法乳，实幸赖以发扬光大。”广东番禺的冯康侯（1901—1983年），18岁时赴日本学实用美术，曾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年少时所作的印章即神似牧甫，有“学汉印不在斑斓，而在浑厚，布白务求平实”之论。
受聘国家印铸局，铸就专业精神。易大厂一度供职印铸局，与唐醉石、王福庵等为同僚，唐醉石曾任印铸局印信科长，王福庵曾为篆刻课长；冯康侯年方22岁时，为当时的印铸局长许修直许为难得人才，聘入印铸局；广东顺德龙潭乡人的谈月色（1891—1976），在日本败退、印铸局重设南京时，以专才获印铸局聘用。谈月色篆刻独具面目，擅用瘦金书入印，曾被誉为“近世女子治印第一高手”。印铸局乃全国官印铸造机构，所聘者，均为印坛俊彦。
游走于京沪，入读北大国学门。简经纶（1888—1950），祖籍广东番禺。曾任职侨务机构于上海，沪上名家叶恭绰、吴湖帆、张大千、王秋湄、马公愚、邓散木等，皆时相往还，研讨印艺书道，康有为曾称其篆分苍深朴茂，深入汉人之室。广东东莞的容庚（1894—1983），1922年以《金文编》初稿求教于罗振玉，经罗振玉推荐，破格录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容庚以治印为其治文字学、金石学起点，数十年间不忘初步。他的《雕虫小言》对治印精微所在，有很好的论述，所治古玺，端工清丽，不作支离破碎。还有商承祚（1902—1991）、秦咢生（1900—1990）、罗叔重（1898—1968）、陈语山（1904—1981）……
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意味着岭南印坛的历史地位和格局。每一个篆刻大家，无不以其自身的学识修养、阅历经历，把社会生活、自然现象、古人法乳，筛滤升华凸显于小小的方寸天地，自成一家。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看到了明中叶特别是晚清以来，岭南印坛出现的可以说是彪炳中国印学史的篆刻大家；民初的岭南印坛，亦成为黟山派的天下。在一个中西碰撞、新旧交替的时代，广东与其他篆刻比较有成就的省份一样，为中国的印坛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篆刻家们开创并续写着一部流光溢彩的岭南篆刻发展史。
四
清代岭南印坛的兴盛，除了事物发展的盛衰规律，以及上述这些才华卓绝的篆刻家上下求索之外，到岭南赴任的“学者官员”对清代岭南金石篆刻的推动，功不可没。
翁方纲，乾隆二十九年（1764）任广东学政，寓居南粤8年。翁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他力倡金石之学，著有《粤东金石录》，为岭南印学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伊秉绶在嘉庆四年（1799）出任广东惠州知府，倡办教育，多与文人学者切磋金石书画，曾为黄玥《鱼门印论》作序，影响岭南印学；前后在粤达8年之久的阮元，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两广总督，他深于印学，常与印人学者分享其收藏的秦汉印章，营造岭南印学的良好创作氛围……在金石大家翁方纲、伊秉绶、阮元及稍后的张之洞等人的积极导引下，岭南金石学者渐出，古印收藏与篆刻创作逐步兴旺，促使了岭南篆刻不断走向辉煌，遗风流绪，至今不衰。
当下欣逢盛世，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们岭南的篆刻家，应该有作为时代艺术家的担当。“艺术要跟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振奋民族精神，引领社会风尚，让艺术成为时代振兴发展的积极力量；在继承中创新，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趣和精神旨归。
（作者系西冷印社社员、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